呼延云 专访原创推理大神呼延云:文艺作品的创作 探索比成功重要
口碑爆棚!
《扫荡鼠岭》出版一个月后再版,这是他的第八部小说。
十年前,西郊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造成4人死亡。18岁以下的周丽平被捕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真正的凶手。警方认定周丽平只对最后一个案件负责——所以他只被判了十年监禁。
十年后的深夜,在扫鼠岭上,废弃地铁站的风亭燃起了熊熊大火。消防队员在风亭底部发现了许多尸体。监控录像和现场物证显示,悲剧发生后不久被释放的是周丽平。那么,他是真正的凶手吗?
《扫荡鼠岭》将刑侦文学的优秀元素与推理小说的阴谋悬疑完美结合。一步步推进的剧情和铺天盖地的真相,足以让人一口气读完五六百页,并自得其乐。
2009年,第一部推理小说《嬗变》出版后,小说家胡和小说主人公恒空诞生了。胡因其对传统推理小说的全面突破和坚决改造而被誉为“中国推理的革命家”。
他的《黄帝内经》曾在各大电商悬疑推理书中占据榜首。他的作品融本格拉学派和社会学派于一体,创造了一系列离奇悬疑的不可能犯罪案件。侦破过程往往展现了法医学、刑侦学、犯罪心理学的前沿成果,同时又坚守了推理小说的精髓:以严密的逻辑演绎不可预知的震撼结果。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极具可读性,呈现出独特的中国风,被评论家誉为“开启了推理小说的新时代”。
从小爱看侦探小说
新民周刊:你的第一部小说《毁灭》是怎么写的?那时,我在工作和写作的同时。我是不是觉得很累?
胡: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一家报社做编辑。虽然我出生在一个新闻世家,从小就对新闻写作着迷,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所以我在学生时代就勤于写作。工作之余,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青春校园文学《毁灭》,写了三年,60万字。虽然我很累,但一想到作者的梦想可以在出版后实现,我就很开心...结果我投了20多家出版社,没人愿意给。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
新民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侦探小说的?奎因是对你影响很大的侦探小说作家吗?除了奎恩,还有哪些侦探小说家影响了你?
胡:我从小就喜欢看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我在中学的时候写过很多侦探小说,那些故事至今还躺在我储物柜最深处。在大学里,我读了当时在图书馆能找到的所有侦探小说。
提交《毁灭》完全失败后,我很沮丧。除了工作,我在默默读书。2005年左右,我在太空桥附近的一个小书店看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部奎因推理小说。事实上,我在大学里读过他的《希腊棺材之谜》。坦白说,当时我并不了解,所以对他的作品并没有浓厚的兴趣。这次又见面了,手工买的。
有时候觉得遇见人就是缘分,遇见书就是缘分。如果我买了《西班牙披肩之谜》或者《罗马帽子之谜》,可能不会引起奎因多大的兴趣,但这三本书分别是《凶猛小镇》、《九尾怪猫》和《弗兰奇公寓粉之谜》。我先看的《猛将镇》,和之前看的推理小说有很大的不同。然后看了《法兰奇公寓粉之谜》,最后精彩的推理让我着迷。他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后期表现出强烈人文关怀的作品——直到今天都深深影响着我的创作。
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侦探小说作家是杰弗里·笛福。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其实是他原著改编的电影《人骨拼图》。当时觉得眼界大开,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找他的小说读,尤其是Nova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系列作品之后。迪弗小说中设置悬念的手法、营造气氛的方式、多重反转的结构,以及丰富的科学探索元素,在我后来的创作中得到了学习和借鉴。
除此之外,迈克尔·康纳利、詹姆斯·艾罗瑞、宫部美雪、横山秀夫、纳苏希科·京古库、东野圭吾和樱木也是给我很多启示的侦探小说家。
“真理推理机”系列
《新民周刊》:你从2007年开始写《嬗变》,后来一系列小说变成了《真理推理机》系列。这个系列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还是后来以系列的名义出版的?这些系列小说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构思并作为一本书创作的?
胡:当初写《嬗变》的时候,我想都没想这本书,就是通过写作表达内心的苦闷和彷徨。直到第二本书《镜中之殇》开始,才产生了写一系列作品的想法。“真理推理机”这个名字是在2016年我为了影视版权推广,重印了自己的一些老作品时采用的。《黄帝内经》、《五笔集》和新出版的《扫鼠岭》不在其中。我到目前为止出版的八部小说,都是在推动主要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上有关联的,但是每一部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单独看是没有问题的。
新民周刊:在报社工作了十年,2010年决定辞职从事创意写作时,有没有想过如果写不出来怎么办?一开始生活压力很大。你家人抱怨了吗?还是给你很多鼓励?
胡:2010年出版《嬗变与镜伤》之后,我对自己有了一些信心。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当了新闻部主任,工作稳定。然而,即使年纪大了,我还是下定决心辞职,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
辞职后的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入,靠的是过去工作的积蓄和家人的支持。我一直是一个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低的人。我能吃饱穿暖,所以我能养活自己。那时候我刚结婚,第二年就有了孩子,在报社工作时的一些积蓄很快就花光了。然而,我接下来的两部作品《不可能生存》和《黄帝咒语》,都遇到了出版上的困难,所以我干脆一边写作一边工作:编辑杂志、做公益标题、办会议、上当代班...这些日子持续了七八年。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社会上不同的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和困难,这是我过去在报社大院里完全没有体会到的。这些复杂的人生经历,很多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素材和源泉。
新民周刊:你早期的作品争议比较大,读者的批评也很多。不过自从《真相推理者复仇》之后,你的作品口碑越来越好。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胡:就文学作品的创作而言,我一直认为探索比成功更重要。
以推理小说为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大师流派众多,核心相当稳定,容易被后来者吸引,从而在创作中创造模仿、固化。出道时,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写一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推理小说。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要想有所突破,必须在构图元素上更加多元化,在叙事方法、叙事模式、叙事结构上有所改变。因此,从《镜中殇》开始,我就刻意尝试以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创作——无论是基于传统文化中的边缘文化,还是基于现实场景中的超现实人物,抑或是叙事。
虽然这些努力受到了读者的批评,但我认为既然是新的、实验性的,就不应该过早地否定和放弃,所以我们应该在一定时期内坚持这种风格。
本格尔学派是身体,社会学派是灵魂
《新民周刊》:《扫鼠岭》刚出版,比2018年热播的《真相推理者与杀人屋》口碑更好。业内预计,这可能是一部在2020年爆发的原创推理小说。这是什么工作?
胡:如果说《扫鼠岭》和我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是因为题材太重,我在创作中完全放弃了的把戏和复杂的逻辑,而是采用了比《复仇》更现实的手法。虽然小说的故事、地点、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但在描写细节的时候,写下了我在社会上“漂浮”的那些年里经历和遇到的一些人和事,以及近年来对现实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新民周刊:你对这个案例推理情有独钟吗?《扫鼠岭》出版后,有读者认为你应该转型为社会学校。是这样吗?
胡:嬗变以来,我的每一部推理小说都会反映一些现实问题,比如《镜殇》中文物走私拍卖的黑幕,《不可能生存》中的保健品问题,《黄帝内经》中人体器官的盗窃与买卖,《复仇》中的少年犯罪,《杀人屋》中的房地产乱象...我也一直在尝试如何写本格拉和社会
新民周刊:悬疑桥如何设计?反转反转已经成为推理小说的套路。如何让这种逆转出乎意料又合情合理?
胡:推理小说中悬疑桥的设置要根据情节的展开来进行。越自然越好,反其道而行之。悬疑换悬疑,反转换反转,那样的话,就会显得造作和生硬。中国古典文学讲究“关键的地方”这个词,意思是无论什么样宏伟的结构,关键的地方都会丰富多彩,要适当放松。否则,所有关键的地方都会让人生病。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案例,那就是瑞士作家乔尔·迪克的《哈里·戈贝尔事件的真相》。整本书臃肿冗长,支撑这种臃肿冗长的身体的是不断的反转,以至于在阅读的最后,人物和情节都乱了套,逻辑无法自洽,bug数不胜数。相比之下,迈克尔·康纳利和乔·内斯博简直太成熟、太守旧了。
新民周刊:很多读者注意到你的作品中包含了很多刑侦科学,有些细节不仅真实,而且非常前沿。然而,国内作者很少将这类素材融入推理小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胡:在写作中,我始终坚持我作为记者养成的职业习惯——不采访,不写作。早在我写《嬗变》的时候,我就在朋友的基础上采访了刑警和法医。后来虽然因为工作变动等原因忽略了和他们联系,但因为迪弗的影响,一直关注刑侦科学的前沿研究和突破。除了下载和阅读论文,当我在一些科技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我会收集它们。此外,我的许多朋友都是科普工作者,有时我会虚心向他们请教。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学术论文,在科学上不可能绝对严谨——感谢读者不求尽善尽美和指责。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原创推理的现状?你认为原创推理什么时候会像原创科幻一样受欢迎?
胡:去年4月,“推理小说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当时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担心原来的推理正处于紧要关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此之前,《推理世界》杂志纸质版已经停刊。我是作为媒体而生的,媒体形式的变化对媒体内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年轻一代出道的渠道被堵死,原创推理的前景将非常糟糕...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现自己的担心错了,因为大家都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推动推理小说的创作、出版、宣传和推广,比如说:Wasby推理小说奖、QED奖、Spark奖等。,为新人提供出道的机会。然后,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正在慢慢被使用。今年很多新老作家都在出版新的实体书,整体水平有所提升。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至于什么时候原创推理会像原创科幻一样受欢迎,我有自己的看法。推理小说和科幻小说在中国都是舶来品,从近代开始,所有舶来的文化和文明在被我们接受和吸收的时候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即使最后看起来接受了成功,本质上也必然走向这种文化和文明的反面:以积极的态度倒退,以愚昧的方式诠释科学, 而用反智的噪音来抹杀理性——我相信推理小说也不会例外,就像鲁迅的《即使产生了,也不会存活》。 “自原始推理复兴以来,仅仅过去了二十年。尽管无数优秀的创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基础还是很薄的,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不上日本、欧美。一种类型文学的繁荣应该是多产的、多样的、多元的,应该在题材、风格、评价体系等多方面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我们不妨拉长期待,埋头创作,致力于作品本身的完善,而不是期待原创推理出一个刘。拿大奖来付诸行动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