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雯贾文山王婧雯：我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现状与构建路径

2022-01-05 07:05

“金砖五国”力求重塑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其进行外围突破的举措之一。这是一个政府间合作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目的是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作为第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自主成立并主导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是金砖五国联盟迈向实体化和制度化的里程碑。可以说，“金砖五国”实现了相互牵制下的有限合作。金砖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第一个区域性办公室设在南非，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首任理事会主席和董事会主席则分别来自俄罗斯和巴西。此外，“金砖五国”的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之中。除了金砖银行，它还建立了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晤和经贸、教育、智库、科技、卫生、民间等数十个工作机制。

在促进合作和推动发展上，中国位于这块“金砖”的最核心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于其它四个国家的总和，在金砖银行1000亿美元的储备金里，中国贡献了410亿美元，在“金砖五国”中发挥着金主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对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有着充分了解，也期望借助这一跨国平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2017年9月，“金砖五国”第九次领导人会晤将在厦门召开，除了商讨如何深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外，作为轮值主席国的中国，将与其它四国重点探讨“金砖五国”联盟如何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而这一议题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也颇具关联性。

但是，“金砖五国”的合作仍面临内外两方面的挑战。首先，西方持续有“金砖褪色”等唱衰论调，也有西方大国分裂金砖五国的图谋的发生；其次，部分金砖国家自身仍持有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使国家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与初创时的愿景有所差距。总体而言，仅借用这样一个有限且缺乏高效的跨国平台，作为新型超级大国的中国，还远不能够发挥自身对全球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独立创建国际组织和机制

通过构建涵盖广泛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美国在世界上确立了它的绝对地位，这些组织也是当下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已逐渐显现，但想要根本性地提升其制度性话语权，除了早期的参入、后期的改革以及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力，牵头建设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是必须要迈出的一步。中国的建构者角色，不应只体现在对已有组织和体制的改良，也应体现在自主构建新的运行规范和机构上。这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实现的，但作为长期规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要明确“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目的和意义。这不是要全盘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对其中不平等、不平衡和不公正的部分进行改革和补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美国时就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中国通过牵头新建来改革，是主动的，也是长效的。

步入21世纪，中国开始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制度性话语权虽然是软权力，但是必须依托于制度。孔子学院海外发展受阻的原因之一即是其制度设计不够精细和扎实，顾全了面子失去了里子。通过制度建设将软实力硬做、做实和做硬，是中国希望通过牵头创建国际组织实现的一大目标。亚投行是其中的成功实践案例之一，“一带一路”战略则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两者又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金融支点，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施力点。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宣布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年后，中国、新加坡、印度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3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2015年3月，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的欧洲发达经济体，其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也随之加入。在2015年末正式成立时，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达57个4。截至2017年5月14日，亚投行成员已扩容至77个。由中国单挑成立，受到各国广泛支持的亚投行，其业务领域明确定位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这将在缩小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各国经济融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倚靠广泛的合作力量，亚投行在改革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方面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此外，在亚投行的发起建立过程中，中国真诚地邀请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参与，其环评专家、法律问题专家也都是从美国或者世界银行请来的。由此可见，亚投行的筹建，既体现了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的诚意，对通行国际标准的尊重，又体现了中国在补充和完善国际秩序上的努力。因此，亚投行的创制和建设既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又彰显了中国的全球感召力、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责任感。

在提出筹建亚投行前夕，即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就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根据其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也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一带一路”以“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目标。由此可见，其涵盖非常广泛，并非单纯的经济建设，而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互动与合作，这也正契合了制度性话语权构建中的全球治理多领域视野。

“一带一路”是一项推动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级战略，中国期望以之为载体推动全球再平衡。这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倡导互联互通，摒弃传统“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转台，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最终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北京开幕，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该道路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的特性，并细数了一系列新举措，如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论坛期间将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等。“一带一路”目前仍处在战略传播阶段，但真正的制度化建设已伴随峰会的召开而开始。“一带一路”的职能与联合国有所相似，其构建的联系超越了西方传统的柏拉图式意义，而具有改变世界的文化潜力，这也许就是“中式全球化”的内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提出一系列制度化建议，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设立“一带一路”常设机构，成立联合国 “一带一路”机构、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等。

“一带一路”战略和与之相匹配的亚投行，体现了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诚意和能力。二者在“面子”和“里子”上皆有收效，也是中国“包容性创新”的上佳体现，这既是中国技术创新的特质，也是中国完善全球治理的方式。

四、总结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对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四条构建路径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表1：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四条构建路径对比

路径作用优势劣势案例参入式作为进入国际体系的第一步适应特定时代的要求，帮助中国打破外交痼疾以妥协为代价，中国的主动权受限中国加入WTO参入改革式在现有机制中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当前可行性较强不平等权力关系无法被根本改变；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IMF投票权改革，G20杭州峰会共同新建和发展式改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联合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相互牵制下的合作部分组织议题单一，国际影响力有限；国家间合作有限，缺乏高效博鳌亚洲论坛，金砖五国自主创建式自主构建新的运行规范和机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主动而长效，将软实力硬做、做实和做硬，实现“中式全球化”自身智力和资金投入大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

表1总结了上述四条路径的作用、优势和劣势，可以看到，参入和改革是进行全球治理的早期和中期的理性选择，但中国的主动权受到较大限制。长效机制的建立需更多地依靠后两条路径：共同新建联合了多国力量，但也因此受到牵制；独立创建虽难度较大，但可以更好地补充全球秩序的短板，体现了中国的创新力与领导力。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应以独立牵头创建为工作重点，并在适宜的国际组织与制度中辅以共同新建和改革这两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