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好痛 "我被踢出中国 感到真的很疼"

文 张彦

前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

我在3月中旬获悉自己的驻华记者签证被吊销后，就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处理我的木棍藏品呢？我用这些棍棒练习中国武术已近十年了。

我应该把它们还给我的主人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40岁公交车司机，也是一所武术学校的传承人。他毕生致力于复兴这种曾经在北京街头巷尾使用的棍术空。或者我应该让搬家公司把它们运到伦敦——我将要居住的城市？

这些棍子并不值钱，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大城市的武术商店买到它们。其次，我的师父也不是很需要它们：他有满满一屋子的棍子，他用这些棍子免费教授任何想学习棍术的人。

然而，这些棍子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它们是用白蜡木做的，很多都被别人的汗水和油脂熏黑了，其中就有我的陪练，一个在公园里花了无数个小时教我不同格斗姿势的木匠。我认为这些棍子属于这里——北京。但它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留住它们，即使找不到训练伙伴一起练习。

《纽约时报》前驻中国记者发布了一份文件，讲述了他被驱逐的经历。来源:网站截图

以宏观视角看，我的这个难题像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比起特朗普当局的日常表演、新冠疫情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即使中美交锋似乎也只是又一场无关紧要的国际争端，除了爱钻牛角尖的中国观察家谁会关心呢。

如果中美争端对观察者圈以外的世界产生任何影响，无疑会对抽象的地缘政治局势产生影响。每个人派遣航母空就像在棋盘上移动棋子，计划政治和经济制裁，展示外交技巧。

但中美关系的崩裂也意味着现实生活将受到冲击。举个例子来说，朋友一拍两散和亲友关系紧张之类的故事貌似微不足道——当然，如果你对谈的对象是一个坚信为了维护世界民主，美国必须采取此类对华政策的人，那这些故事就至关重要了。当这些小创伤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改变我们所有人感受世界的方式，持续数十载的乐观时代一旦逝去就会给我们所有人造成集体创伤，在那几十年里，似乎整个世界都敞开了大门，尽管是不完美的开放。

我不想多愁善感，但像我这样的人，他们的个人生活是围绕着一个前提来构建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我值得用我的一生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即使投身这样的事业不容易，得不到高回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意义和安全的:世界没有回到老式的拉帮结派，一个阵营的人进不了另一个阵营。在这个世界上，为了从事商业、新闻、学术或文化交流活动，人们持有标准化的签证，为了职业前景来回奔波。

对我来说，我的事业始于大二时收到的一份邀请，这使得我可以学习汉语并在校报工作。后来，我去了北京。为了弄清该如何最好的报道中国，我写了一篇有关北美对华新闻报道的毕业论文。我最终拿到了一个中国研究硕士学位，这有助于我后来成为一名驻华记者，后来我还去台湾深造了中文。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有资格成为一名记者，但一路走来，人们几乎总是点头认可我选择了一条明智的职业道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商业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我们需要不断了解这个崛起的巨人。

但是，就像许多致力于学习外国文化的人一样，将自己浸润在所有和中国相关的事物中已超出了明智的职业选择范畴：这成了我的使命。没错，中国有空气污染和成千上万的其它问题，但我还是爱上了它——从喜欢它的文化和人民，到欣赏它的乐观进取和吐故纳新。

我列出了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想去的地方——这是陌生人总是会计划的事情——但这个清单从未缩短。事实上，它每年都在变长。

我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越长，学到的知识越多，想看的地方也就越多：更多的圣山美景，更多的神话故里，更多的钟灵秀地和去不同的城市广交朋友。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想法似乎变傻了:如果生活在一个国家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清单，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不是活着，而是等死。

经年累月之下，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我在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生活的都要久——我出生在加拿大并在那生活了15年，高中时搬到美国并入籍为美国公民又生活了十几年，后来还去德国生活了10年。

中国不是一个我可以轻易称之为家的地方。这个国家是基因决定论的发源地。除非你有一定的外貌，否则你不会真正成为中国人。即使你是第六代美籍华人，你也只能说“你好”，你对中国的了解也仅限于左公鸡，但对中国来说，你还是一个中国人。

相反，即使我在中国住了那么久，学了汉语等等，我也永远变不成中国人。实际上，在中国定居并成为公民在法律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真正等同于绿卡这样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存在真正的移民文化。然而，我还是在1984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爱上了中国，当今年初离开时，我仍然深爱着它。

这种对归属的渴望也是双向的。许多中国人去美国学习并爱上了美国。许多人定居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也在假期飞回中国与亲人团聚。他们开始关注美国政治，他们忍受着歧视，他们会意识到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不仅出生在美国，而且在美国长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美国人，尽管他们仍然持有中国护照。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新冠疫情使跨越大洋的生活更加艰难。但真正受损的则是长期关系：国际关系的恶化意味着，昨日人人称羡的事物今日就会被人们用狐疑的眼光打量。

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曾经被认为对美国有利——现在经常被视为破坏者或间谍。许多外国人受到特朗普政府的轻微羞辱和鄙视。特朗普坚持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并以控制疫情为借口，暂停了数十万外国人的工作签证。

现在发生改变的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战略和战术。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它们认为这项政策有助于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

一些批评中国的人声称，对话和接触的政策一直是美国人天真的梦想，证据是中国并没有变得更加自由。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知道，民主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接触政策的主要假设是，务实的接触比盲目对抗更有效。

但现在盲目对抗却成了主流。正如知华派所预测的，这种对抗不会有任何结果。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行为，也没有为美国企业带来多少订单。在外国记者被驱逐后，西方获取中国信息的渠道也变的更窄了。

驱逐西方记者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实际上驱逐了约60名在美中国记者，声称这是为了报复外国记者在中国受到的虐待。

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很小。包括我本人在内，当时只有十几名记者被逐出了中国。驱逐令涉及到的记者都是需在2020年续签签证，并且是由《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担保的美国护照持有者。

但事实上，它彻底摧毁了美国在华记者团。因为只有这些新闻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才有足够的人力和预算，对中国的敏感话题进行费时费力的调查和报道。

留下来的少数记者将很难有资源去开展这样的报道，也就是说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将越来越局限在日常新闻报道上。

对于白宫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来说，这个结果无关紧要:对当代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政治。

然而，其主要目的却与对抗中国毫无关系。采取对华强硬立场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工具，帮助特朗普在秋季大选中获得连任。如果他的强硬表态伤害到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那就更好了。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哄骗美国选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应为新冠疫情负责，继而引申开来，要中国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被中国驱逐后，我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如果中国真的是30年代的德国，会有世界大战，我可以接受离开中国。但是中国不是纳粹德国，虽然有人声称是。

诚然，中国的许多政策与开放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但这个国家仍有许多人可以同外界接触：独立电影人、作家、知识分子，甚至是政府官员。某种形式的接触仍会继续进行，但大多数的留学项目、学术交流、旅游，当然还有新闻调查，都难以在近期恢复。

几个月来，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的棍子。最后，我上周写信给师父，征求他的意见。

他告诉我要留下它们，说我们之间连接着一种叫做“缘”的东西——命运，或者说某种密切的关系。

“去伦敦的公园练习棍术，”他说。“别忘了我们。”

来源|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纽约时报》

原标题:“我被踢出中国，感觉真的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