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华 裘陈江︱耆龄家世生平考证

学问志趣

除了做官，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学习是他日记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首先提到有研究者对《中国历代藏家词典》老年条目的用词提出质疑，说明老年作为藏书家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在1911年以来的《论明藏书纪事诗》中，纪灵被专门列为一个家族，以广西为代表的满族藏书家。伦明诗云:“长白孙杨留其果，与诗僧同坐。十年衰落在相尔巷，编年史从这里到满洲。”长白是指满族繁衍生息，常作为籍贯的土地。此外，说明文字中还说:“满洲寿民二字，在1911年以后留存下来，和吴旭好，他整天都觉得高兴。有古亭本、《古文远》、《宋高淳诗选》、《酒侧词》、《琴曲三版》等，均归元韩云。”从颜玲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热衷于藏书，家里不止一个图书馆。比如毛广生出生的时候，他的书店里有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你家有高楼，楼房对着西山。楼上千件，楼下千件。”陈石还认定其为《寿民侍郎建山楼藏书图》中鲍廷、余省之下的第三人。而《论明》中提到的几部清初纪家格影手稿，由于是宋代原著之后的珍本，也在元柯文的藏书题跋中有所提及。李红英《韩云藏书题跋释》详细介绍了清代郢宋时期袁的两部藏书，其中袁的《题跋》称之为“臧藏及本十品”，以上四部旧藏也在其中。其中《三版秦曲》即《闲情斋秦曲》《醉翁秦曲》《晁氏秦曲》被元收藏后合称“三秦曲”，并标有“三秦曲斋”和“三秦曲斋集”，值得珍藏。至于伦明提到与徐武生交好，徐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藏书楼“归朴堂”的名字与潘石屹的“甘溪斋”和盛的“意大利花园”相同。笔者还在拍卖物品中看到了许与纪的几封短书信往来。

耆龄其他藏书，照伦明的说法皆归袁克文所有，但后来袁氏藏书也四处流散，故只能通过他人着录以及现有各大型图书馆的目录信息，尚可搜寻一二。如文献学家王雨先生的《古籍善本经眼录》中收录“明刊宋本临川先生文集百卷”一种，记载有耆龄“思巽藏书”印记。笔者目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信息中寻得四种有耆龄收藏印记的古籍，分别是姚鼐《惜抱轩文集》《惜抱轩诗集》，嘉庆十二年广州姚原绂刻本，钤“思巽校读”“耆龄藏本”；钱大昕《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刻本，钤“思巽所获书”；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钤“耆龄之印”。这几种书籍在耆龄日记中也都有阅读的记录，而钱大昕的着作尤其值得一提。1921年12月30日，耆龄在日记中写道：“近读《潜研堂集》，颇心折于竹汀之学，因及《养新录》，记二十年前随侍九江，将还京服官，先师石泝甫先生手书书目一纸赐之，教曰‘京曹多暇，不可废读，是皆尔应习者也’。目中书甚多，经史外附列者，有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别后过上海，按目收之，有未得者至京续补，遂大备，暇即取读，从未间断。遇读之不能入者，置之，隔数月或年余再读，仍不能入，再置之，竟有三四读三四置者，终必期于能入而后已。遵行二十年，循环往复，一如师教，藏书渐渐能读矣。即如《日知录》，自去冬始能读。《养新录》则今日读之方无扞格，若非于无意中先读《潜研文集》，心有所获，触类引申，亦未必能遽入耳。读书贵能入，何可以轻心掉之，卤莽从事，安得起九原而告之，再请益也，为之黯然。”从其日记中可知，耆氏不仅爱藏书，更爱读书，于舆地之学尤为喜爱，《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更是其案头常备校读之书，甚至“每至烦闷，多借其排遣，他书不能也”，一度更是仿照沈垚《后汉书注地名录》辑录《通鉴地名录》以为读书日课。据其孙惠伊深《禁城夕阳》插图可知，耆龄留下了一部《惜阴日录》，正是类似这些日课文字。因此，耆龄于顾、钱之学颇为心折，读其书更是郑重其事，不敢轻心掉之，非如今日无知之辈，胡乱笺注，妄加批评。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定钱藏书楼全集》右下有“司勋获书”的标记

前引耆龄日记中提到早年曾随其父游宦九江，所拜的老师名为石泝甫，笔者检索史料，未能考证其人具体生平，仅在福建词宗谢章铤的《赌棋山庄集》中找到一封《答石生泝甫》的书信，可以从中知道此人的一些信息片段。前文已经提到，光绪十八年诚勋开始担任江西广饶九南道，直到光绪二十五年离任，故耆龄师从石泝甫应是在此期内。《答石生泝甫》收于《赌棋山庄文又续集》卷一，该集于光绪戊戌仲冬刊行，信中主要内容是师生二人讨论宝廷所作的《古文尚书解纷》，据宝廷之子寿富所编《先考侍郎公年谱》所载，该书成于光绪十五年，故该信所作时间应是此后不久，与耆龄受师教的时间也极为相近。在这封信中，谢氏开头称当时石氏已到“海口道”，但不知其确切所指。信中就宝廷之着作，谢氏认为其乃“名士每好訾謷前辈”之恶习，劝石氏要学习乾嘉诸老“读书好古，朝得一证，暮得一间”的实证精神，不可“巧于争名”。由此与石泝甫叮嘱耆龄合看，显然接受了乃师的教诲，间接对于耆氏的学风也产生影响。耆龄留下的印记甚多，其中有一枚极长的印记为“长乐谢枚如先生门下私淑弟子耆龄”，便是此事最好的证据。谢枚如就是谢章铤，是咸同年间重振闽词的重要人物，其发起的聚红词榭雅集，更是晚清一个重要的词学流派。上文提到，陈诗在其诗话中也专门抄录耆龄诗作，称其“崇尚儒素，笃嗜风雅”。另外，在1921年11月，耆龄曾与陈宝琛因作诗略起争执，其对自己诗词才华也颇为自信，因此认为自己虽不是翰林却极为不服。其实伦明纪事诗中称“坐陪词客与僧流”，已可看出耆龄的喜好，同时笔者也在其日记以及陈宝琛、冒广生、三多、毓朗等人的诗文中找到唱和往来的记录。而耆龄的诗词成就也得到了诗坛的肯定，孙雄在《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中将其单独列为一家，收录七首诗作。在后人所作《满洲文学史》中也对耆龄及其词作评价颇高，其所依据的便是叶恭绰在《全清词钞》中收录耆龄词六首，“录词之多，远超其他词家”，实则叶氏在《广箧中词》也是将耆龄单独作为一家，并收录其词作。钱仲联的《光宣词坛点将录》中，将耆龄定为排名第一百零四的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并引述叶恭绰评价耆龄《三姝媚》一阕为“掩抑低回”。而据孙雄、叶恭绰及其他材料所言，耆龄的着作应有《蠖斋集》一种，《居易堂诗稿》钞本一种，《消闲词》或称《见山楼词》一卷，惜迄今均未能寓目。

“常乐谢美如私书弟子年”印记

耆龄晚年还做过一件雅事，其日记中多次提到有《独立图》一卷，遍求当世名家为其题跋。近人邱炜萲在其《五百石洞天挥麈》中曾谈及题画诗这一特殊的体裁：“题画诗有二：一为观人所作之画而我为之题，一为我所自作之画而自为题之。观人之画，或则赞叹其妙，或则因寄所托。”耆龄这幅画的大量题跋，即是邱氏所言的后者。据王国维《题濩斋少保独立苍茫自咏诗图卷》二首可知，耆龄应是根据杜甫《乐游园歌》所作的画卷，该诗末句便是“独立苍茫自咏诗”七字，其画作完成的时间应是1921年5月12日，当时请宗室溥伒为其题写后付裱。其后参与题跋者，目前确切可知的至少有陈宝琛、杨钟羲、沈曾植、王国维、朱益藩、吴庆坻、郑孝胥、朱汝珍、陈伯陶、温肃、升允、铁良等十数人，故虽未见其图，但由杜诗及众人题跋大致可以推测其寓意所在。杜甫原诗为：“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其中前面十二句从各个方面描写了开元盛时曲江游宴的奢华场面，但后半句忽然跌入盛景不再而苦叹生平，由乐极而生悲，全诗形成巨大的张力。而从各家为耆龄《独立图》所作题诗中，也都反映出这一层意思，尤其因各家均为遗老耆旧，由杜诗的盛衰转移感慨清室的鼎革遭遇，大有“回首同光已惘然”之感。如陈宝琛言“古来欲遁何曾遁，今日言愁始欲愁”，沈曾植言“天上客愁还惝怳，人间远望一凄其”，吴庆坻言“十年尘梦感钧天”，均是此意。而陈宝琛所言“中流”，陈伯陶所言“劲草”“孤松”等，则莫不是遗老间自况相砥的常用表达。

事实上，除了《独立图》的题字，曾希京、毛广生、陈石等也曾为颜陵自绘藏书楼《看山楼图》作诗，这不仅说明他的收藏很有名，也说明他擅长书画。此外，1922年，纪灵奉命与载泽、载润、蒲、陈、朱一凡、袁、朱汝珍、鲍等一起考察内蒙古书画，他是考察工作章程的起草人。后来人们说:“最近收藏家鉴定字画，验印，鉴定茧纸，验钱，记录岁月。古人落笔有自己的道理。不同的人彼此很接近，这绝不是他们在生命的尽头能学到的东西。”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句相当有名的话。衰老后，他命儿子惠均在金城下学画，同时在他的影响下成为现代著名画家。在如今的拍卖市场上，笔者也看到了不少格调高雅的书画作品。在他的日记中，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因为他一再索要他的头衔钱。从侧面看，他在当时相当有名。此外，推崇其旧诗的叶恭绰，还在《谈夏安艺术》中，将他列为当代著名的墨客，并编著了一卷他写的《墨寿》一书，篇幅较长，在此不作记载，但可以看出，他的广泛兴趣和精细收藏，在清末民初的满族人中是数一数二的。

纪灵写的对联

结语

通过对《老年日记》的整理，以及随后对他的家庭背景、生活和兴趣的研究，作者对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从日记本身来看，对死者年龄的记录有一个从轻微到详细的过程，一般是从1919年到更详细，记录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其中，对故宫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如溥仪婚礼前后的事件，以及1922年《大内》书画的全部故事。此外，许多老人如陈和朱一凡的珍贵记忆也被留下。比如，1923年6月1日，严凌在日记中记录了王国维行走在新南书房后的观感，但评价颇低:“王靖随魏来国，亲眼所见，由盛继福赞助，新南书房的行者也出生在浙江，罗是村里秀才的悲哀。”

耆龄本人虽是满洲世家出身，但为人相对谨饬本分，故其谥号定为“勤恪”，因而也相对保守，正如庄士敦在其回忆录中评价：“他为人聪明伶俐。在初时我以为他是个有作为的人，于是想通过他来进行一些改革紫禁城内部的工作。然而他对革新的兴趣，只是在言论方面，至于实行则敬谢不敏了。”又如1922年4月27日溥仪率性在紫禁城内剪去了发辫，几日之后耆龄在日记中记道：“上于初一日剪发，我辈于义应争，既已不及，则应随之剪去。五十二年受之父母者，一旦弃去，实有不忍，此举也殊难委决耳。内事之不堪设想者何许，是不过一端而已”，可见过于迂执。但也正是他的谨饬和迂执，又加上几分自带的书生气，使得耆龄在有些事情的看法上与同僚相比稍显正直。耆龄供职的内务府，此时已不仅仅是管理皇室私产而已，在其他部门早已废尽的时代，俨然成了小朝廷维持正常运转的首要部门。耆龄在日记中时常痛斥“内事棘手、纷扰、丛脞”，其中痼疾当然是积久而成，内务府初由世续领衔，其去世后由绍英继任长期总管。在日记中，耆龄对此二人多有批评，认为世续“无休休之度，有媢嫉之心，纯一私字所团结”，而绍英则“定力不坚，专工迎合……难为领袖”，“种种顾虑，畏难不追”。这与庄士敦的观察正好相合，其回忆录中称世续曾“纵容他的属员作弊”，绍英则“胆小怕事”，“凡是只有退保，没有前进”。而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则本是庸懦之人，故耆龄在日记中也对其多有指责，“邸既轻听，又复□□，隐患方长，思之心痗，遇事进言，反为迎合者作阶级，于事无补，更生枝节”，“内事枝节日多，嫌隙亦日积，皆邸不善调停所致”，所下判语也确为症结。同时耆龄也敢于直言讽谏，在溥仪大婚后不久，1922年12月14日的晚上，他忽然接到电话称溥仪要看《百美图》，其在日记中就直称此举乃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1923年7月28日，由于司房报价浮冒，溥仪对于内务府属员丧失信任，欲重添已被裁撤的太监十人，绍英等不敢觐见，公推耆龄前往，其直言“太监既裁不宜添传，刑讯久废更不宜再用”，为溥仪所嘉纳，进而鼓励“嗣后有过失，尔可直言无隐，朕甚愿闻”。而最后直到遗折中，还在反复劝谏“皇上远佞亲贤，乘时懋德，殷忧所以启圣，常抱卧薪尝胆之思”。

然而，小朝廷尴尬的内政令人难以忍受，经常有“外患”。因此，到了后期，晚年往往会流露出心灰意冷、左右为难的复杂情绪。在1922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他说:“多年来，我听说有退却的日子，没有进步的日子。这里面几乎有运气，不是一两个人能挽回的。用它怎么能自洁？我怕人们恐惧地看着责任区，真是进退两难。”1924年1月，“雄心壮志隐退萌芽”，“在思考解放方法时，石喻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此外，此时的晚年已经疾病缠身，老年频繁出现，所以这可能是溥仪没有逃离天津，留在北平直到去世的原因之一。不过，毕竟没有退路。现存的最后一本日记停留在1929年1月29日，记载的内容仍然是东陵盗窃案的后续——民国军方从东陵缴获并出售了100多件赃物。经过两年多的境遇，也许正如胡思远在挽联中所说的那样，“艰难险阻积劳成疾，吞声盖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