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玮 专访|张玮玮:可能我的迷惑 也根本不是迷惑
“他戴那个帽子不会掉下来的吗?”这是新鲜人的视角,习惯这顶帽子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黑色小帽就像长在张玮玮头上一样自然。10月23日晚他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演出,合作乐手有摇滚三大件加小号及弦乐四重奏两套编制,也算是从新鲜角度重看张玮玮。在做了半辈子优秀的音乐人,走过了美丽的药店、河流乐队、野孩子等乐队之后,张维为36岁成为一名歌手,发行专辑。之后,他退出了所有的乐队,扔掉并拿起了手风琴。他的音乐简单质朴,含蓄丰富,声音低沉重复。他的身上承载着90年代民歌一代的密码,他不愿意这样做,让人觉得亲近。张玮玮擅写作,一贯以作家的敏锐警醒剖析自己——哪一部分理性,哪一部分感性,该不该遵循规则,要不要放纵欲望的走向。人若是对自己不留情,分析得鞭辟入里,会引起痛苦和他人的钦佩。张玮玮就是这样对自己,发了新专辑,满足了吗?放下手风琴练吉他,开心了吗?退出集体的庇护一个人,害怕了吗?很久不登台,渴望了吗?
他有很多矛盾,一边走,一边解决。从今年七八月份开始,好久没演出的张维为终于放开了空饿了。音乐会的名字叫《风筝和小鸟》,来源于《雾都孤儿》里的一句歌词:“从左到右,风筝和小鸟,站在荒野里,看着天空变暗……”另一首同样来自《银座酒店》,“哥哥说,哥哥,我们看起来像断了线的风筝吗”。
风筝有线,飞在章法里。飞鸟无绳,直冲入云霄。手风琴和弦乐四重奏拉巴赫《a小调无伴奏长笛组曲》的《阿勒芒德》开场,观众和张玮玮一样紧张,就像在众目睽睽下考级,全场肃然。一曲一曲,奏完巴赫,他给自己的挑战和心愿达成,“度过这个阶段就是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接下来唱自己的歌《花瓶》《真相》,“放飞自我”。歌的调式、色彩和旋律都是长久以来民谣张玮玮的印象,伤感、黯淡、迷茫,马要回到古代,鲜花渴望干燥和枯萎。弦乐的清晰和谐化作蝴蝶翩飞,巴赫世界晴明的秩序瓦解。弦乐四重奏和乐队的《沙穆利》可以看作是过渡。弦乐、电吉他、贝司、鼓、小号相继出现,一层一层涂抹,前紧后松,荡来荡去进入更宽阔的音乐室空。演出前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一直向往迷幻气息,一直没能呈现出来,这次和这批上海本地乐手碰出来了。转场过后,合成器循环螺旋声,台上一队人马很像老电影里登场的乐队,有强烈的置身往事中的感觉。小号手丰玉程原来都是即兴,他提供非常优美纯真的东西,在groove最酣时亦保持了几分置身事外的超然。距离远,看不清,总觉得张玮玮都脸红筋凸的时候,一个小号手好像还气定神闲,真是难得。那天晚上有两种张维为。一个是我们更熟悉的,唱着苏联风格的歌曲,咬得很紧,悲伤的旋律和精致的小短语。一个空旷、稀疏、起伏、编织的幻境。上交的环境最初是为声学仪器设计的。他们插上了电源,电噪声不时从头顶上传来。我的声音变得混乱,我的耳朵有时会演奏,我想念郭龙的铃鼓,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还是听张玮玮自己来说吧,手风琴、巴赫、往事、低谷、北京,音乐的画面和色彩,人跟乐器的关系,饥和饱,怎么落了单,音乐要去哪里。两年前的春节,在退出所有乐队后,张维为曾经去过一次北京,寻找年轻时的激情源泉,但找不到。他看电影哭了。回到老地方,却找不到任何陈旧的东西,“除了钟楼,谁都不认识我”。他一离开电影院就写了一首抒情诗。合唱团里有一句很古老的话:“没有人能为任何人留下”。新歌叫《北平》,前奏很响,有当代音乐的意思,他特别喜欢。张玮玮又进入那种状态,刻苦练琴,睡梦里都在写歌。人生曲线,是否又到了要扬起来的时候。本站:休息后我问朋友,为什么要听张维为的《神游艺术》?她说,因为他们可爱,那些搞古典音乐的就没有他可爱。有理查德·加里亚诺这样的专家,你觉得为什么要听小张拉巴赫的?
张玮玮:Galliano的《BACH》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昨天演的这几首是我最喜欢的几首曲子。真的就是一种圆梦。喜欢器乐的人总想在台上演奏乐曲。在我心里,除了歌手,也有演奏者,他们仍然喜欢纯粹地演奏器乐。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麻烦的,导致我无法全身心投入乐器、写歌、唱歌。就这样。听我拉,观众的感觉可能是多重的,不会像纯演奏者那么纯粹。可能观众会自己附加一些东西,不好说。反正这就是个人的行为。本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巴赫着迷的,为什么是巴赫?张玮玮:我是小时候我爸逼我学钢琴,钢琴初级教程里都有巴赫的小片段,当作练习曲。我爸跟我讲,这个是巴赫,赋格,十二平均律。当时不喜欢,因为小孩儿真的理解不了。它是很特殊的音乐类型,不是那么情绪,那么美,完全不是旋律化的东西。但脑子里就有了这个人和赋格、十二平均律这些东西。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种音乐在四五百年后,在所有演奏者和音乐爱好者的心中一直处于如此高的地位,因为它是如此的强大。巴赫的音乐基本上可以演奏和研究一辈子。我一直都喜欢听古典音乐,因为小时候上学在西安音乐学院上过一段时间。那会儿小,那个环境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白天,琴房那栋楼全是一个一个小房间。走进那栋楼全是练习的人,一个小时一个人,从早上排到晚上关门。那个场景很美,那么单纯,每天练一个乐器,所以我一直很钦佩那些练古典的。后来我没往那条路上走,十六七岁就开始喜欢摇滚乐,吉他。喜欢弦乐四重奏,很喜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乐队形式。还有中亚和阿拉伯的弹拨弦乐,摇滚乐队,阿根廷的探戈乐队,东欧的吉普赛乐队,都是不错的乐队组合。弦乐四重奏是个非常美的组合,就四个人,是个很极致的东西。它的形式感和内容特别优雅,背后还有深厚的音乐文化。这次上交约我演出,就直接想到了弦乐四重奏,它和民谣也很容易搭在一起。本站:排练九天,是想从头开始,还是提前有个大概的方向?现场四节,你是怎么考虑和评价的?
张玮玮:排练排了九天,但演出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准备。我是9月12日先来了一趟上海,确定乐队班底,在小的演出地演了一场,就开始分头准备。乐队的编曲稍微晚一些,先准备四重奏的编曲。我在云南做好demo,发给弦乐的老师,他来编。同时和乐队沟通了一个大致的编曲,因为我们乐队编曲不太会提前固定的,一般还是喜欢人跟人在排练时碰,所以之后九天的排练主要是在排乐队。弦乐都是排好的,主要是在找呼吸、熟练这些。这四节的第一节是我的手风琴音乐和吉他。手风琴是巴赫的《阿拉蒙德》,吉他是我自己的歌。这从“风筝和鸟”开始。巴赫的音乐非常严格,所以你只能把它演奏得非常好,充分理解并完美诠释他的作品。我自己的歌弹吉他唱民谣,随时都是对的,只要自己的感情到了,速度快慢、拍子的小节数、旋律的唱法、它的断句、包括歌词段落的更改,都可以在现场随着那一刻的发生改变,就像是很自由的东西。我的本意,前两首是风筝和鸟,贯穿了整个游戏,指的是音乐人的自由和严谨,把事情安排好,打破安排。这是片名时设定的台词。弦乐四重奏和我的合作也是这个模式,前两首巴赫,后三首是我自己的歌。前两首需要很标准,后三首大家其实是在完成一个线条形的东西。后三首我自己唱的时候,心里是很自由的。乐队有自己的呈现,有的还和弦乐合作过。弦乐合作是和乐队提前编好的,乐队演奏的时候很多都是即兴的,比如《星期三的故事》,其中独奏是纯即兴的。除了我的歌声和吉他之外,《米颠》是即兴创作的。小号从头到尾都是即兴发挥,而且是提前答应小号手的,就是他要尽量不要标准化,很多东西都是留着破的。小号手丰玉程非常厉害,是上海音乐学院很老的毕业生。毕业以后没去做古典,做过爵士乐团,离开以后给小号加效果器吹,做很迷幻类的音乐,在很多个领域跳进跳出特别厉害。我很喜欢他,第一次听他吹我就加了他的微信。他在乐队就是负责完全“飞”的东西。本站:现场感觉有两种歌,一种是苏联味的,亲近而伤感,一种是宽广而欢快,编排很荡漾。这两种歌曲的表达方式似乎不一样,那么编排的意图是不是有些不同呢?张玮玮:我听的音乐比较杂,像你说的苏联味儿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东欧音乐、吉普赛音乐、中亚音乐。苏联包括了这一大块地方,当时把很多地区的着名民歌改成苏联歌曲,小时候肯定受到这种影响。我的歌里经常有这种东西,它有点儿悲情,有点革命浪漫的味道。你说欢快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有路感的歌。当它的节奏合在一起时,有一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感觉。我是三拍的忠实粉丝。我的大多数歌曲都是三拍的。三拍也是悲伤的,但它的悲伤更清晰一点。做音乐,写歌编曲,都需要自己去调配这些。一场演出的曲目、专辑的曲目、每个阶段写的歌,都需要调配。好比这个阶段想找幽暗的,弹出来晴朗的也不会弹它,反之亦然。大部分时候是随机来的,但到了最后呈现的时候,还是会有理性的区分。本站:新歌的歌词听不太清楚了…歌曲《北平》依然孤独,默默无闻。怎么会这样“人能吃,但很少能吃饱”,是这样吗?即使吃饱了,人的各种欲望总是难以满足?
张玮玮:《北平》是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朋友也都喜欢。这歌是前年春节写的。前年退出所有乐队停止演出。当时状态不太好,对演出,对很多东西都产生疑问,感觉自己进入困境还出不来了,必须停了才可以。那阵情绪非常不好,看不着方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在音乐的路上往前走,自我怀疑。是正常的低谷曲线,人生的曲线就下来了。春节期间,我不想呆在任何地方,也不想回兰州,所以我一个人去了北京。春节期间北京人很少,他们在北京呆了三天。我特别喜欢北京,年轻时候待了多年,对北京有心灵寄托,那个地方像激情力量的源泉。年轻的时候那么激荡,总觉得那个地方还会给我那些东西。结果到了北京特别凄凉,因为朋友也都不在,春节也不太好去打扰人家。我也没主动去联系谁,去了更孤独了,特别孤独。那一年,韩寒的电影《飞天人生》在电影院上映,他看着看着就哭了。我没有被电影感动,也不是特别喜欢电影,但我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什么都可以打破。在走出电影院的路上写了歌词。它的合唱是:“没有人能为任何人留下。他们在电影里流下的眼泪真的是假的,但真的是假的。”电影里演员在掉眼泪,他们是假的,演的,你感受的却是特别真的感情。你的眼泪是真的,但知道是被设定的东西催出来的,所以就是假的很真,真的却很假。这歌就是这样,词很短。我本来想把它当作动机,加深多写,后来觉得没必要,几句话就够了。它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你知道除了钟楼,北平没有人认识我吗?”我特别喜欢北京的钟鼓楼,尤其是钟楼。鼓楼是满族风格,特别红,花多。鼓楼后面的钟楼是明朝风格的,造型很简单,颜色是原来的墙壁颜色,憨厚,看着很舒服。钟楼旁边有一座B&B。每次去北京,我都呆在那里。我可以从窗户看到钟楼。北京这几年变化特别大。我们多年前在那儿的感觉,街道,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只有钟楼还认识我。就是这样,就是那阵子的心情,落单儿了,离开了集体,自己把自己推到了那样一个境地里。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满足了就没意思了。就像吃饭一样。你特别喜欢吃一道菜。你去餐馆一次吃三份。吃了这个菜就不想吃了。这就是欲望的全部。这只是你得不到的快乐。我对生活的欲望不太高。我生活非常简单,吃东西喜欢吃很简单的几样,好多东西我都不吃。也没什么太多的物质需求。我的欲望都在我想做的东西上。我三十六岁才从乐手转行当歌手,起步非常晚,出了第一张专辑。刚出道的时候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获得满足感的点也不是简单的那一点。第一张专辑没有让我满意。直到现在我才有那种感觉。停了两年,现在想。就好像我已经吃饱了,隔天都没吃东西。现在特别想表演,排练,做点新的。这场演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本站:有一段时间,好像放弃了手风琴,改弹吉他了。怎么才能再捡起来?张玮玮:我前年停下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打算放弃手风琴了。那阵子因为在台上演出找不着状态,所以想停下来,把原因怪罪在手风琴上。离开一年半,基本没碰手风琴,一直在练吉他,又买了电吉他,是打算往吉他上转的。但是今年演出一开始,从七八月份开始,好像很自然地就不得不又拿起手风琴。最近天天练手风琴,每天四五个小时以上。有些人注定要失败。我和这个乐器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婚姻。没有他你活不下去。我喜欢单一的生活,生活规律,交朋友的选择、界限都很清晰。但对乐器完全不是这样。音乐上我不是这样,我就是喜欢很多乐器,吉他、手风琴、乌德琴、冬不拉、电子音乐,前阵子还买了做hip-hop的鼓机,电吉他的效果器。我总是建议自己专注于一种乐器,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只是喜欢很多乐器,我不会阻止自己。我只是觉得,我最终的选择不是某一种乐器,而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待音乐。从表演者的纯角度,或者从更旁观者的角度。因为音乐本身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就像是编曲,我的编曲意图是:它的基础是行进感的,像年纪稍大的一个公路片的律动。有律动,但是松弛,不急迫,是开阔的场景。我希望它有画面感,色彩是为了画面而服务的。每个乐器、旋律都是一个色彩。这是我对编曲,对我想做的音乐的理解。所以我喜欢的乐器越多,我越了解这些乐器,越能知道色彩的多样性,它在整个框架里能呈现出的可能性。所以可能我的迷惑,也根本不是迷惑。我的无法选择的东西,也就不用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