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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立业 纪念|虽当严冬 犹如夏花

2022-01-11 10:01
2019年11月20日,新华社国际部专稿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徐勇在位于北京的办公室中因突发心梗去世,享年56岁。本文转载自《中国记者》微信公众号“京原路8号”。七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新华社同事许杨、党琦、凌朔、刘锴,新华社前同事周轶君,潇湘晨报信息技术支持部原主任黄素云,京华时报原副总编苏宁。三首诗的作者分别是新华社同事徐壮志、张铁柱、蒲立业。

从你一周前离开的那晚开始,就有人给我们发微信:“中国记者”为徐勇做点什么。

口碑是最好的墓碑。你的墓碑在朋友圈里越盖越高,高耸入云。缅怀你的文字,一篇,又一篇。一篇,又一篇。每一篇都刷屏,人们一起泪目。这些文章,行文都是“你”。我们这篇按语就也来对你说吧。

年轻人说想你就是“回忆自己的成长”;老同志说,向你告别是“我们该说再见了”。

“不要色彩,形容词是色彩,评价是色彩,色彩会失真,伴随日月、角度和心情会失真,唯有轮廓,刻骨铭心”

“如果你不需要‘德’这个词,你就不需要它。你应该使用短语和直接引语。你不能胡说八道。”

……你对年轻人的耳提面命,在这七天里,成了业界名言。

20日晚,宣武医院,近百人闻讯赶来看你。

24日,八宝山,送别你的人在寒风中早早排成长队,尽管印了500份生平,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拿到。

人们不能忍受你。这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天赋,不仅仅是因为你的爱,不仅仅是因为你的性格...

一群朋友在送别你的花圈上写下了这句话:“世界上最干净的灵魂”。如果你是法官,你一定会让正义看得见;如果你是教师,你一定会让教育不失神圣;而你是记者,就让 我们看到了记者应有的样子。

有同事说:“你走后,我反省了自己”。

有同事说:“对你的汹涌悼念的背后,是更加汹涌的对自己的反思”。

有些同事后悔自己享受了你这么多发自内心的爱,却没有好好关心你。

不仅同事,很多同行也在一篇又一篇地怀念你。

不仅来自媒体,还来自央视、参考消息等媒体。

不仅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送你,连旧金山都有50人举行了追思会。

一听说这本杂志的官方期刊要推送想你的文章,很多人就把在朋友圈看到的文字和照片一个个发过来,生怕有遗漏。

有地方媒体想邀请新华社同事去讲述你的故事。但是,悲伤的战友,此时还做不到。

我们想通过采访写一篇原创的纪念,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有很多话想你,但你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但是我们不忍心打扰刚刚和你说再见的人。因此,在这里,我们收集了朋友圈的七篇文章和三首诗。这7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新华社同事徐洋、党奇、凌硕、刘凯,新华社原同事周轶君,潇湘晨报原信息技术支持部主任黄素云,《京华时报》原副总编辑苏宁。这三首诗的作者是新华社的同事徐壮之、张铁柱和蒲立业。

我们永远怀念你!

徐勇太别致了

不要色彩,形容词是色彩,

评价也是颜色,

色彩会失真,

扭曲伴随着太阳、月亮、角度和情绪,

唯有轮廓,

印象深刻。

——徐勇

新华社主楼北门外有两个吸烟点。一年四季都有持续的烟火。编辑和记者经常在这里见面。他们谈的是国计民生,但想都不敢想就塞进嘴里。徐永泽是千百年来的主讲人。

他头发灰白,下巴刀削一样锐利,弓着腰,身板精瘦,看人时总带着一种洞察和批判,似乎对方是条蹩脚的稿件,根本不能发的那种——这么说吧,他要去演漫威电影,肯定不是正面角色,邪恶天才科学家为了打发时间顺道毁灭世界,就是这个范儿的——他一笑,听客们就很紧张,得集中精神,否则就无法从他流利的中英夹杂中get到他的点,而一旦get不到,就只能陪着他傻笑,好像五百年前的文盲在听哥白尼吐槽地心说,只能暗暗打出666,说一句“不明觉厉”。

刚加入俱乐部的时候做现场报道,大部分都是国内外时事。节目的嘉宾非常重要。这个人不仅要理解,还要说话。他还必须知道他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在很多事情说不出口的情况下,他必须把事情解释清楚。但我们从不担心客人会出错。当时有句口头禅:“没事,有徐勇。”

徐勇沉浸新闻报道多年,业务素质绝对过硬。而且,还帅,帅得那么凌厉、尖锐,忧郁中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权威,往镜头前一坐,都不用说话,一看就是一专家,别管哪个领域,反正就是他妈的专家,特别有见地的那种。金正日逝世,时间紧任务重事件敏感,徐勇几乎没有准备时间,西装往身上一套,整场直播一气呵成,大家在演播室一个劲儿地重复“多亏有徐勇”。

我不是国际部的。幸好我很不幸。我没被徐勇骂过。据说,总有一些没有深深融入这个世界的女孩被她骂哭,而骂骂的男人却成了哥们。哥哥写的稿子,“威廉王子阁下”,徐勇骂他:“谁的王子?你的王子还是我的王子?是威廉!我们是中国的一家通讯社。如果你不想西方媒体叫王子,你也应该叫它王子。你想卑微吗?”

不卑不亢。

在有意无意的聊天中说起徐勇改稿,不管是资深记者还是资深编辑,都会皱眉头,回忆一会,酝酿一会,拉出一句话——“反正...徐勇...他会给你改稿子,你伺候。”

我和徐勇也不是没有业务讨论,他写了些文章,估计比较得意,发给我看——我真的没见过这种文风,就好像绘画中的素描,不,就好像徐悲鸿画的马,齐白石画的虾,画的不是皮,画的是骨。没有形容词,没有感叹句,没有一切烘托气氛的语句。

他说:“没有颜色,形容词就是颜色,评价就是颜色,颜色会扭曲,会随着太阳、月亮、角度、心情而扭曲。只有轮廓令人难忘。”

刻骨铭心。

写到这里,我想,可能这个家伙就站在我旁边,眯着眼叼着烟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好,形容词太多,颜色太多。”

我一个朋友,刚入社,分到徐勇手底下,就被教育了——“你不要巴结我,你就好好写稿吧,等你评副高的时候我都死了。”

巴结徐勇真的没用。他不可能是大官员。

但是他可以做朋友。

徐勇老师,虽然你的文章没有什么色彩,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你的存在给了这个单位很多色彩,你知道吗?

来吧,抽根烟吧。

作者:新华社徐洋

明灯——悼徐勇

你是严厉的父亲,慈爱的母亲和老师。

但这些形容你都不准确,

你更像一只老母鸡,

每天“咯咯咯”叨个没完,

把我们都护在你翅膀底下。

在你的羽翼下保护我们。

我没有资格写徐勇。我只是在写我的过去。

我本来答应了自己和朋友,不再熬夜,但明早的追悼会,我若是不曾为你写下一篇文,又有何面目见你。

我想明天的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即使是黑白的,也会充满金光。因为,我以为徐勇是一个即使死了也依然热血沸腾的人。

你要传递的,必不是哀伤,而是新闻人的精神光芒,是阔别已久的激情、搏命、梦想与荣光。

我曾经说过,从20号晚上在宣武医院急诊室,到太平间,到今天,我有没有和徐勇告别?我告别了我的整个青春。20岁第一天进新华社,已经15年了,现在35岁。

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领导是你,是幸也不幸。我那时候才20岁,白纸一张,第一天怯生生上班,你说不要叫老师,要直呼名字叫徐勇。这简直贻害万年。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之后,我去了分行,又去了综合分行。我直呼其名,得罪了多少人。都是你的错。

你太独一无二,太跟别人不一样了。当然这不一定是夸你。总之,外面的世界极少有你这样的人,这我到后来才知道。

2004年加入学会,做了专题文章。那一年,很特别,稿费的缴纳刚好取消。突然,其他办公室的人都没有写专题。特稿被迫勒紧裤腰带,过着最苦最难的日子。

我反正没见过有稿费的日子什么样,也没见过其他轻松的工作什么样,来了没几个礼拜就开始上大夜,从晚上10点通宵达旦写稿。一个大夜班3个人,6条千字稿、10条消息,上厕所都跑着去,写得慢要上午九十点才能下班。

你在给当时的《潇湘晨报》国际版编辑的邮件中说:“其实我们已经濒临死亡。如果不是忠诚,对纯新闻的忠诚,我们根本无法支持。至于我们内部的变化,你可能无法从近期稿件的质量来判断。这就是我的成功。”

大家靠你精神力量的感召支撑。很难抱怨,因为你在以玩命的姿态工作,比我们更辛苦。你仿佛住在社里,从早到晚不着家。看着你,没人好意思抱怨。

你为我们煮粥,为我们刻盘,为我们拖地。你煮银耳莲子汤,放在碗里带到我们的电脑前;当你拖地拖到我面前,我要做的就是抬脚。

上通宵大夜,偶尔忙得过来的时候,会有同事出去填肚子,回来给我带一碗面。我熬夜胃口不好,稿子又写不完,吃几口不吃了,你就把我剩的半碗面吃了。居然有这样的领导吗?

你隔三差五请人吃饭,自己掏钱,当面撕票,从来不报销。你经常下班后开车送我们一个接一个回家。

你不但给我们送各种玩意儿,还给每个人爸妈送。谁家里几口人你全记得。一会儿给我爸妈送个电炖盅,一会儿又给谁家娃送个安全座椅。是领导,还是圣诞老人?

手稿写错了,就要挨骂。大家都怕你,大部分都被你骂哭过,包括我。虽然我15年才被骂过一次。

已经很严谨,被训练得像个神经质了。你反复强调,所有译名无论如何以译名库为准。有个稿子写到“切诺基”汽车,译名库只有“切罗基”,我反复犹豫再三,按照译名库用了“切罗基”,结果被报纸用户投诉没常识。

上完夜班已经是上午9点或者10点了,眼睛直勾勾的,看到新华社南门出来一辆车也没躲。过马路,接到电话,被骂,当场哭。

“的”字能不用就不用,要用短句,少用形容词,多用直接引语和白描,不能有一句废话,这些耳提面命已深入骨髓。

你是严厉的父亲,慈爱的母亲和老师,但这些描述并不准确。你更像一只老母鸡,每天“咯咯”笑,把我们养在你的羽翼下。

我在前方的时候,你是后方亢奋的明灯,果断告诉我怎么做,打来一剂又一剂强力鸡血针。本站的激情和热血会感召,会传染。

你重新批准了一个前线记者。你很生气:“他说‘我也想睡觉’!你睡什么?这个时候我还在睡觉!”我还记得,因为我太惊讶了。原来现在的记者遇到重大突发事件睡觉都是可耻的。

湖南省新邵县“5·31”特大山洪,100多人死亡。我在灾情最重的太芝庙乡马家岭村,7小时徒步30公里山路采访,手脚并用地爬。你就是我手里的红色三星翻盖手机,前后几百条短信,告诉我怎么做。你一直都在。

我的3000字特写全是直接引语和小品。只有详细的采访和扎实的手稿才配得上你。

抗战胜利60周年,你派下专特稿数队人马,在各省采访八九十岁的抗日老兵,在最后关头,抢救性留下大量珍贵史实。因为,绝大多数老兵都活不到抗战胜利70周年。

在孤城血战的机枪手李超,调查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陈玉芳,南京大屠杀遇难的夏淑琴,都是珍贵的口述历史和精美的文章。

那是我记忆中你最意气方遒的时候,坐帐军中,指挥若定。我们做的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那些是在历史长河中不会褪色的新闻。

写常德会战时,开了句:“62年前常德城南门外。”特别不放心给你发短信,要求你不要改成“62年前,常德市,南门外。”你回答:“别担心。我有品位。”

你常说做新闻要有品位。你对文字、对稿件近乎刻薄的要求,都是因为你要做的,是最有品质的新闻。

在海地地震中,超过20万人死亡,8名中国维和人员死亡。因公殉职的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第八防暴队政委秦丽长得像你。

防暴队汽车修理员兼驾驶员王铋说李钦:“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都想着别人。每位队员家里有什么亲戚,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全都清清楚楚,对每一位队员都爱护有加。”

它像你吗?

防暴队一分队指导员李治全说李钦:“政委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常说‘事不过夜’,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

它像你吗?

李治全说李钦:“为了这块营地,政委付出了无数心血……能感觉到他对营地有着无限的牵挂、无限的留恋。”

它像你的特色吗?

十年前,我发回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员追忆政委李钦的大特稿,你亲手改。末了,你还把专特稿每个人叫到17层来看这条稿子。

当时,防暴队员王润泽告诉我秦丽:“你知道吗?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没有老板。”

十年后,行了,我们也没有老大了。

11月20日下午,胸痛、心梗症状明显的时候,你还在修改稿子。14: 34: 46,你用生命提交了最后一份手稿。半个小时后,15: 05,你发微信说:“1702,需要急救。”

最快速度送到医院。医生痛惜不已:“哪怕早10分钟送来都好!”

20日晚,有多少人自发来到宣武医院为您送行。急救大楼三楼的路上挤满了人,都在哭。我没哭。我在数人数。我数不过来。

人潮浩浩荡荡地从急诊楼送你去太平间。那夜寒风如刀,太平间外露天站着的人却轰都轰不走。

21: 00左右,我数了一下,59个人就这么站着不动,加上来来往往帮忙善后的人,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我估计总数大约是100人。

医院的人没见过这种架势,都在打听,是什么样的人,能让这么多人大晚上、冒着严寒,赶去医院看他最后一眼。

心是最好的墓碑。我为你感到骄傲。

好了,天蒙蒙亮了。我也不用睡了,直接去八宝山向你交稿吧。

你走后,我反省了自己。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现在才来追悔,就没有好好关心过你。我反省自己,一日日颓靡,以前对新闻的激情哪里去了?

死人不见了。我还是做好两件事:第一,重燃你在我身上留下的信仰之芒,像你一样努力;第二,根据你的期望,尽可能的纯洁,尽可能的单纯。

这几天看你的稿子,还是喜欢你写张纯如逝世十周年那一篇。你自己用作结尾的那首诗,想必是你现在想对我们说的话: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也没有长眠不醒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作者:新华社党旗

定格——写给徐勇

所以你用“小安”

和“徐勇”两个名字混着写,

好像有两个人上夜班,

又仿佛与家人在一起。

你走后,我想在数据库里找一些我们一起写过、聊过、开心过的手稿。我发现他们早已被大量筛选淘汰,只有少数被归入“1948-2003新华社新闻稿库”一类。

是因为那些事情,太遥远了吗?

太残忍了。好吧,那个类别不再更新,即使它是“固定”的。

人也会被时间筛选和淘汰,最后被碎片式“定格”的。

对不起我用了你最怕的“被”字,我只是想表现一下被动和无奈。

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但关于你的“定格”太多太多。

你走的那天晚上,我在上班的自行车棚里找了你很久的电动车。恐怕你还在充电。我试着拔掉它,但找不到。

我刚参加工作时,连买辆自行车都得考虑考虑,可你当时却开着傲娇的两厢富康。

那时候你们富康经常去山姆会员店给我们买各种美国风味的食物。但是当我们都买了车的时候,你却把车借给了摇不动的弟弟,自己骑电动车。风在雨中吹来。

没有哪个领队,像你一样有着那么多浑名。浑名是可以当面称呼你的,而不是背后八卦时使用的外号。因为你不在乎。

我最喜欢的名字之一是小安。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不是吗?

十五、六年前,你只在夜间会用这个名字写稿,因为你说,每夜要写太多的稿,如果报纸整版都是同一个署名的稿件,似乎不太好,于是你用“晓安”和“徐勇”两个名字混着写,仿佛有两个人在值夜班,又仿佛与家人在一起。

2003年2月的一个早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途中解体。我急着写信,但你阻止了我。

一会儿,你拷来一首John Denver的《Flying For Me》,让我听,让我知道Denver和女教师Christa以及“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恩怨情仇。

然后你告诉我哥伦比亚号不是美国的,而是人类的,七名遇难的宇航员代表人类。

“写吧。”这回你让我动笔了。

与此同时,一名刚前往加沙的记者在电话另一端打电话哭诉,称武装直升机在楼顶盘旋。

你果断告诉她,把国旗挂出去。后来,那篇《五星红旗下的安全感》,我们传阅了很多年。我知道,那远非一篇稿件。

有一年,专题片改革取消了稿费,但一些退休老同志此前发表过无法结清稿费的稿件。你写下一个笔记本,在年底的时候,用你的年终奖,放在信封里,一个一个送过去。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说,那是你的奖金。

你跟我说你在山西教书的时候太年轻,在西峰挂职的时候太固执。你坚持要为这个县修路。结果,道路修好了。一些村民买了摩托车,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你感到内疚。

你用你不高的工资,资助起那里的孩子们,有些孩子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有些仍在给你写信,有些却不再联系。

我不知道那些信将来会寄到哪里。不知道你修的路有没有翻新。

2012年的除夕,你我在电话里大吵一架,主题是国际专特稿还有没有必要通宵写稿的问题。

当时新媒体方兴未艾,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凌晨都需要国际稿件的传统晚报已经从几百份减少到屈指可数,而身边的一些兄弟姐妹要么身体有问题,要么选择离开。你承认我说的一切,但你坚持特色的理想。

此后不久,我选择留学一年。我递交申请的同一个下午,你递交了驻外申请。我刹那间明白了许多。

你第二次常驻美国,不再是科技记者。你把你的视角放在美国的穷人身上:从林肯中学买不起行李箱的中学生,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免费提供给贫困学生的午餐,再到一个住在车里的家庭。

你采访林肯中学几十个孩子的那篇稿件,最终似乎是没能播发。但你更开心的是,看见那些孩子真的到了中国,真的拥有了一次人生中“改变人生”的中国行。

自从你第二次从美国回来,你真的变了很多。你少抽烟,少喝酒,少说话,少和别人针锋相对。你开始自己做家务,经常做一些感伤的零食,但最后你想和大家分享。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我知道你内心的变化,至少是一部分内心的变化。

你开始关注自己,以便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你开始回到过去,拾起一些十几年没碰过的爱好。你开始购买内存、硬盘、保存电脑并送人。

我知道,你想尝试找回真正的自我。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或者圣诞节、元旦,你都会买一束郁金香等大男人很少懂的花,分发给周围的女士和家里有老婆的男士。

现在,你办公桌上收到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花束,这下你满意了?

上次两个保洁阿姨在办公室打扫过程中吵了一架,差点动手。你很快就买了冰淇淋。以前他们分开,每人吃一个冰淇淋,就像哄孩子一样,把两个阿姨都哄死了。

前两天,你走后,扫地阿姨在你摆满鲜花的桌前,深深鞠了三个躬,你看见了吗?

你通常给他们讲笑话,但你换了三个让我们都哭的蝴蝶结。

你是完美主义者吗?才不是,除了工作,你对自己简直是糊里糊涂凑活了事。

你是理想主义者吗?不,你连追求自己理想的决心都没有,除了让别人有理想。

今天,你离开宣武医院,告别了你两点一线之外的一处小小停留。

明天,我们将送你踏上漫长的旅程。从此,你不活在世上,但尘归尘,土归土。

你还记得你帮我改得伤心泪下的那篇《坟头·女孩子·小鞋》吗?

还记得你最喜欢的一篇文章《生在斯里兰卡,哭在斯里兰卡》吗,关于萨达姆被抓进提克里特的地窖?

我在稿库里都找不到了。

希望你能帮我修改一下这个。像往常一样,你可以改变它。

算了,别改了,你还是去你的诗和远方吧。我知道你想去哪里,会去哪里。

对了,11月20号,我出院的时候,你踢了我十脚吗?功夫不错。我明白了.

——写在泪目三天之后

作者:新华社凌硕

品位——写给徐勇

让我告诉你,

我是爱你的。 

这几天,我一直不敢写徐勇。

一是我没资格写他、更不配评价他。二是怕写得不好被他骂矫情、骂文笔差。

但情绪都堵在胸口,过去不断涌现,所以总有发泄的地方。今晚是你的前七场,我还是想谈谈你。谈论你也是重温我的成长。

2010年7月12日,世界杯决赛结束的那一天,我睡饱之后,才迟迟去社里报到,第一次见到你。清楚记得,你穿着圆领T恤、运动裤、凉鞋,把我从人事处领回三楼大平面。

那天,你告诉我以后要做这栋楼里最专业的人。说实话,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顾虑,我穿凉鞋怎么可能专业?

我职业生涯就是这么开始。

上班第一天,你扔给我一沓纸,是美联社的写作手册。他还送了我一张CD,第一首歌是《翅膀下的风》。我没有勇气告诉你我不知道第二个词。

头几天,我写的都是大千世界,也就是各国奇闻异事。挨骂必不可少。你说,我听,心里也暗暗不服。不就是逗人一乐的稿子,至于这么较真?

有一天,你像往常一样复习完骂完我,脸色变了,突然变得和蔼可亲,说要请我去西门吃饭,叫我兄弟。我一个人被困在那里。

对事不对人,你在饭桌上说。那一刻,我服了。可能也是因为吃人嘴短。

太多人回忆起你对新人有多严格,骂人有多凶。但其实你用英语吼我的时候,我真的没放在心上。因为非常抱歉,我几乎不能理解。

你爱飙英文,这让我一度很困扰。只能跟你似懂非懂、不懂装懂,就剩个点头的份儿。但也有好处,每次酒桌上你开始狂飙英文,我就知道,该结账回家了。只不过,你几乎每次都会悄悄抢单。我那时还真以为你就是尿多、电话多。

很多人说我入团两年多了,正赶上最惨淡的日子。传说中的神仙一直驻扎在国外,离开了,但绿色和黄色不见面。我们,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必须带头。

上班的日子,一睁眼就欠上三五千字、甚至七八千字,滋味真不好受。有点像的哥,每天先得把“份儿钱”给写出来,可挣得是真不如的哥多。

有一件事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

某天下完大夜班,回家,吃完饺子,开始昏睡。不知睡了多久,只知道梦中我稿子写不完了,急得直出汗,惊醒。很奇怪,醒来后第一反应是,要核对电头日期错没错。忽然意识到,我想不起那天是几号、周几。再想,连几月、哪年也都想不起……我顿时慌了,看着周遭漆黑一片,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是谁。疯狂摸手机,按亮屏幕,看到2011年字样,依然愣神,不明白什么意思。缓了几秒钟,时间、空间才重新归位,而我已是浑身湿透,心脏快跳出嗓子眼。

那两年我和很多人谈过。恐怖、变态、努力大概是主要的形容词。我的内心是温暖的,甚至是骄傲的,自豪的,因为那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时间,可以算是入门的时间。

一直都很庆幸,你是我的入门师傅。当大家都在怀念你的果汁、你的蛋挞、你的银耳汤时,我可以不以为然地说,那你是没吃过徐勇半夜煮的饺子、打包送来的炒面。勉强算是夜班福利吧,但你真不如买把烤串回来。

2013年初,你我相继出国,相差半个月。你上次走之前喝酒,又喝多了,没有意外。在和你一起等车的时候,你突然一本正经的跟我说,出去写稿子的时候要先对自己负责,因为每一篇稿子都是有名的,不能叫傻x。

那天我也喝了不少,但你的话,我听进去了。感谢你那天没飙英文。

驻外期间,我们交流其实不多。聊天记录里,多数是你逢年过节给我发个小红包,我领完钱,转手回你一个假红包,以及一个嘲笑你的表情。

唯一严肃的谈话是当我感到颓废,向你求助的时候。

你回复:“信念和能力属于自己,能力比地位更持久,何况检验你们这一辈的标准,依我判断是品位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与一些地位依附、人格缺失的家伙走不到一起。”

逐字逐句,我听你的,用直接引语。

再次跟你喝酒,便是2018年夏天,我领结婚证那天,你罕见没迟到。我还调侃你,美国水土挺养人,头发都变黑了。你认真说,染的。

我当然知道。我已经五年多没见到你了。你的牙齿掉了,你的背缩水了,你的眼睛变软了。不太像我记忆中的徐勇。只有你坚持要给我红包,而且和当时一样和蔼可亲。也可能是人手不够。

卸任回国,我怂了,没回专特稿。法文组的工位,却偏偏与你相邻。你没事总来捣乱,一会跟我说个冷笑话,一会跟我分享最新歌单。你的好品味、恶趣味,我都懂。

朋友说只要看到你,我就像一只粘粘的虫子,无话可说就要说点什么。我说,我不能不理你,我做不到。

一天,我上完早班准备走,你叫住我,说请我喝咖啡。那天,你跟我说,最近身体不太好,走路腿软,像踩在棉花上。记忆中,你第一次在我面前示弱。我回报你的,却只有一个拥抱、拍肩。

记忆线终于来到了我们最后的对话。

南门口餐馆,我们邻座而坐,你请实习大学生吃饭。其中一人,我刚巧认识,他老师拜托我关照。立即转告,放心,人在徐勇手里,错不了。

那天,你和我争论谁来付账,最后我教你用网上折扣付款。我知道,你喜欢利用商家的折扣。小账可以算准,大账总是分不清。

真的不敢想,再一次见你,居然是给你抬棺。

那一天,北京遭受了严重的雾霾,雾霾太浓,无法融化。

太平间里,工作人员把你从冰柜中拉出,我记得你是7号。你被一层白布、一层黄布包裹着,胸前一个奠字。我捧住靠近你头部的一角,和其他前来送你的兄弟们一起,小心翼翼把你抱进还散着油漆味的棺材。

你放下的时候,大家用力不均,我给你敲了一下。你感觉到了吗?这是你第一次把自己完全交给我,但我辜负了你的信任。那一敲,直接敲在我的心尖上。

第二天,你的追悼会。狂风一夜,雾霾散去,透亮、冷冽。

送你的线太长,太蜿蜒。寒风吹着每个人的鼻涕和眼泪,但不知道是想你还是真的很冷。可能两者都有。

我曾想,该如何与你告别。体面,应该是你欣赏的方式。

排队鞠躬,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我的眼泪无声,我的嘴必须被捏,我会对你做一个鬼脸,就像你留给每个人的最后一个表情。

原本想借用你给他人的悼词,给这篇絮絮叨叨的文章收尾。

“我知道,

你会一路走好,

在那边等我。

我不害怕,

因为你,

我不孤独。”

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为什么这么多愁善感...

或许这个结尾更好:

让我告诉你,我爱你。

你觉得怎么样,想不想动笔改?

作者:新华社刘凯

追忆潇湘晨报的老朋友徐勇

认为读者才是真正的“劳苦大众”,

花几毛钱买报纸想看新闻,

我只能接受我的命运。

——徐勇

“许勇老师走好。一位可敬的记者走了。”

2019年11月20日23:05,看到一个新华社朋友发的这条朋友圈,我先是心头一惊,继而又想,我认识的徐勇多年前驻新华社旧金山分社,去世的这位同行可能是与他同名同姓吧?

睡觉前,我点开了徐勇的微信头像,想发个问候,但犹豫再三还是发了。我觉得这样坐着不合适,只是默默祈祷他平安。

第二天早上,噩耗传来,所有的消息都证实,“人走了,外套还搭在工位椅子上”的新闻人就是他!

惊呆了!悲伤!为什么是他?我不想看朋友圈里被刷的文章,只想屏蔽所有和他死有关的信息!

与我同样震惊、难过的潇湘晨报总编室原主任贺正举说,徐勇曾给我们那么多支持,我原本想等他回国后小聚一下,但已永远没有机会了……她嘱咐我,徐勇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应该留下一份珍贵的纪念和记录。

记忆的大门一旦打开,悲伤就变成了一条河。

与徐勇第一次见面之前,有两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周都与他通电话约稿。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话中叫他“徐勇主任”,他制止“不要叫主任!”我立马改叫“徐勇老师”,他再制止“不要叫老师!”

“那好吧?”可能他听到我的尴尬和不知所措,轻轻说:“叫导演和老师是多余的,就叫徐勇吧。”这是他的风格。他说起话来好像在审阅手稿。他不想要任何多余的词。

2002年3月30日,第八届全国国际新闻报道研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召开,我才第一次见到徐勇,两件事让我默默地在心中认他为良师益友。

在那次研讨会上,潇湘晨报发了两页“9.11事件”参与颁奖。当时潇湘晨报版面编辑的创作细胞疯狂生长,主张新闻报道要有血有肉、饱满生动,版面要时尚灵动、有冲击力。成立不到一年的《潇湘晨报》版面与报业大哥们有些不同,但许勇在颁奖时支持《潇湘晨报》。

坚守专业判断,我看到了追求新闻品质的徐勇。

晚饭后,每个人都喝了几杯。徐勇很感兴趣,也有点激动。他晚上散步聊天,聊了一会国内外。话题总是由他主导,不知何故他谈到了失学儿童。徐勇伤心地说:“我家孩子饿了,肚子也有问题。我很难过……”

我顿时懵了,心想作为国家通讯社栋梁的他收入应该不低,怎会让孩子吃不饱呢?小心翼翼地问他:“你的孩子在哪里?为什么会饿出胃病?”

“我说的是我在贵州山区的10个孩子。他们的家庭生活太苦了!我赞助他们学习,让他们每天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但他们不想说家里还有人挨饿。”他为你哽咽落泪:“他们上课经常饿晕,影响智力发育。他们怎么这样学习?”怎么长高?但是我不能..."

我方知徐勇曾在贵州省息烽县挂职扶贫,担任过副县长,因而与当地山区的困难家庭结下深厚的感情,常年资助贫困儿童。我曾见过不少爱心人士助学,但是以一已之力资助10名儿童的少,发自内心地把资助的贫困儿童当自己的孩子,并为他们伤心落泪的更少。

为了资助贫困儿童,我见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徐勇。

自那届研讨会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徐勇的联系越来越多,每逢发生重大国际新闻,我第一时间向他求助,他助我为报社组织回了数不清的独家新闻。在一场场新闻大战中,他身上流露出的正直品质、专业功力、拼命精神,让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受益终生。

记得2003年8月18日晚,新华社发表了《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嚼槟榔致癌》的稿子。新闻的直觉告诉我们,这条新闻是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信息。当天晚上,头版编辑和值班老板主动在第二天的《潇湘晨报》头版发布了嚼槟榔会致癌的消息。湖南人有吃槟榔当零食的习惯。这份报告激起了成千上万的波澜。8月24日,当地其他报纸报道“湖南槟榔致癌没有科学依据”,报纸上出现了两种矛盾的声音,令读者困惑。

当天下午编前会之前,我向新华社求证,询问社里能否就“嚼槟榔会致癌”的问题进一步采访专访世卫组织专家,发布权威观点,透彻解读科学原理。徐勇查找研究了大量的资料和相关报道后表示,他们将本着高度的科学态度和职业良知采访世卫组织专家。

当晚,新华社国际特稿部收集整理了《宣布嚼槟榔会致癌是对公众利益负责》《槟榔是一级致癌物》《槟榔致癌是科学结论》等稿件。《潇湘晨报》分别于8月25日在头版和第二版发布,满足读者知情权,让《潇湘晨报》数十万读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吃槟榔,趋利避害。

但此组报道发出后,槟榔协会又在其他媒体上刊文称湖南的槟榔与世卫组织专家研究的槟榔不同,号召市民放心吃槟榔,鼓吹“槟榔越嚼越有劲,这口出来那口进”,鼓励槟榔厂商“做槟榔吃槟榔,向全国进军”……

无惧压力,潇湘晨报派出政治部、经济部记者再次采访长沙市几家大医院的口腔科和食品卫生监督检验部门。《潇湘晨报》在“槟榔致癌”的报道中,尊重科学、对读者负责的社会责任让徐勇非常感动。他在8月28日采访了世卫组织中国代表处新闻发言人,《潇湘晨报》头版8月29日刊发《世卫组织中国代表处新闻发言人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所有槟榔都致癌》。

这场新闻纷争尘埃落定之后,徐勇发来邮件,关切地问我们有没有受到责难?他在邮件中写道:

今天长沙一家报社的记者给我打电话,查了很久,好像我做错了什么。当然,矛头首先是针对你的。他对我说:“我们都是记者”。我的回答是“我们不一样”。他问我:“你联系湖南的槟榔生产厂家了吗?”?我回答说:“没有,因为怀疑我应该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即使没有从厂家拿到一分钱,效果也和拿一万块一样。

所以,我对自己是否经得起信任没有信心,只能不与显然有着利益冲突关系的厂商联系。从最坏处想象,只要我与厂商联系,即使我没有拿他们的钱,他们也可以诬陷我曾经向他们要钱。我厉害,因为我没有利益,所谓“无欲则刚”。

在“槟榔致癌”系列报道期间,有人以槟榔厂商的名义打电话给徐勇,建议给他点钱,让他不要发后续报道。徐勇怒斥,新华社记者能买账吗?

记者不可以被收买,我看到了无欲则刚的徐勇。

北京时间2003年3月20日10时35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在伊拉克巴格达爆炸。伊拉克战争爆发一个半小时后,潇湘晨报出现在街头报摊,比同城纸媒快了一个小时。走上街头后,编辑们继续战斗。我们特意派出新华社唯一一位随美军登上伊拉克航空空号航母的记者为我们做贡献。同时,我们专门派新华社驻约旦记者现场发回消息,28小时内刊登了5份报纸。在随后两个月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中,潇湘晨报刊登了新闻、通讯、专题、评论、地图、图表、图片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优于同城媒体。

2003年的这场伊拉克战争长达50余天,徐勇和他带领的新华社国际特稿团队以新华社为家,办公室里上演着紧张的新闻战。他们藏身幕后,支持全国各媒体的新闻人把努力接近真相作为第一追求。报纸有传版时间,电台电视台也有截稿时间,而身为通讯社新闻人的他们,24小时在线,无眠无休……

2004年10月19日至24日,我和潇湘晨报国际版编辑欧阳烈丹赴北京参加新华社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新闻研讨会。会议期间,我们向新华社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马汇报,潇湘晨报社长龚曙光提出了“强化权威意识、创新主流形态、提升运营技术”等都市类报纸转型要求。副总统马对此高度赞赏。他表示,新华社与潇湘晨报在第五届城市运动会和雅典奥运会期间的合作非常成功,是新华社与当地媒体合作共赢的典范。龚曙光校长对采编工作的新要求,让他再次看到潇湘晨报是一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理想的媒体。

当时,徐勇在一旁说,潇湘晨报与新华社国际特稿已有多年联系,新华社特稿借助于潇湘晨报的影响力,得以与湖南读者见面,效果远超过很多办了很多年的媒体。马胜荣副社长当场表示,新华社今后将大力支持潇湘晨报在湖南报业市场个性化发展。

同年12月,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葛、徐勇率队赴潇湘晨报调研。在龚曙光社长的安排下,总编辑组织报社编辑参加会议交流。葛、徐勇副局长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从国际新闻看国际形势”的商务课。为什么中朝友谊牢不可破,为什么伊朗-潇湘晨报战争无法平息,如何“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理解中日关系……短短几个小时,我们共聊了20个国际新闻热点问题,讲解了专业系统,回答了精彩有趣的问题。许多日本人仍然记得讲座的内容。

徐勇一定是太累了,他真的太需要休息了,才以这样的方式不辞而别。

2003年的一天,报社开完前期编辑会后,我打电话给徐勇讨论稿件。他虚弱地说:“我已经20多个小时没闭眼了。”我突然很自责,赶紧说:“你太辛苦了,我不打扰你,你快去休息吧。”

挂了电话,我既内疚又担心,又给他发了封邮件:“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实在太累了,你能不能向社里打报告增加人手?长此以往身体会受不了的。今天我实在不忍心给你打电话,可有约在先,我只好狠下心来打了。希望明天你能早点回家休息!”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徐勇发来的邮件,我从中摘录了以下文字:

其实我们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如果不是忠诚,对纯新闻的忠诚,我们根本无法支持。

我们内部的变化,你可能没有办法从近期稿件质量角度判断。

这就是我的成功。

我现在准备睡觉。如果你能在晚上7时打我家里的电话6864****把我叫醒,我会感谢你。

以为读者真的是“劳苦大众”,花几毛钱买报纸看新闻,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

好吧,就到这里!

现在,当我读到这些话时,我放声大哭。我想再次叫醒他,但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好友经绯说:“素云,我们都别太难过了。徐勇这么好的人,人间留不住。”

不过,徐勇这么好的人,留不住在世上,哪里能留住他?

希望2019年11月20日,是外星人想看纯粹的新闻,带走了他。

我希望他去的那个星球科技发达,他再也不用为了新闻拼了命。

作者:潇湘晨报信息支持部原主任黄素云

谢谢你的光芒——告别独一无二的徐勇

当我们为你的离去哀恸,

事实上,我们是多么幸运,

此生能与你相遇。

有1000名观众,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是一千个人,徐勇说出来的,却只有一个。

新华社国际专特稿专线新闻采编中心主任徐勇11月20日心梗去世。原本以为,只有我们这班曾经一起战斗的手足熟悉他,这些天从越来越多渠道,汇集起越来越多的回忆,哪怕是旧金山路遇的游客也能说出一二,原来他的感召力被严重低估。

人是善变的,人性是复杂的,但徐勇在任何人心目中都是纯洁、干净、幽默、天真、热情、专业、规范、内敛、专情、可靠的。是他告诉我们,新闻是服务的,是为读者服务的,不能容忍任何暧昧和晦涩。他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只是为了服务和被需要。即使你了解他的缺陷和弱点,你还是会觉得他的性格近乎圣洁。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几乎没有自我。没有我,这个世界无法与之竞争。

送别徐勇那天下午,和手足们坐在一家咖啡厅聊天,不远处坐着一个女孩和她的朋友,两人对面不说话,各自掏出手机自拍,变换各种表情手势。“me generation”,有人这样命名。这是一个对自我的兴趣远远超过向大世界求知的时代, 报纸在倒闭,媒体在衰落,真相在失焦。徐勇为之花费大部分心血的特稿专线,也在面临急剧转变。

追悼会当日,为他送行的队伍蜿蜒不绝。个个语声哽咽,有人相拥而泣。灵堂里鲜花和挽联铺天盖地,死后哀荣,人们心中的丰碑。离开医院那天,男生争相要为他抬棺。过去我们有过多少分歧、争论,这时候,黄恒写下大家的心声:“我们都是你的兵。”王丰丰在群里说,我们只想成为跟你一样的人,坚持良知、正直,对得起你的名字。单位扫地的阿姨,都到徐勇的工位前三鞠躬。有次她们争执,徐勇跑上去劝架,买冰淇淋和解,还用国际稿件术语,让她们先disengaged,然后实现ceasefire。清洁工阿姨气消了,周围同事也在座位上笑疯了。

追悼会那天,送别他的队伍没完没了。所有的声音都哽咽了,有些人互相拥抱哭泣。大厅里鲜花和挽联遍布,是人们死后心中的一座丰碑。出院那天,男生们争相为他抬棺。过去,我们有很多分歧和争论。这时,黄恒写下了大家的心声:“我们都是你们的战士。”王峰峰在群里说,我们就是要像你一样,坚持良心和诚信,对得起你的名字。在单位扫地的阿姨们在徐勇的工作站前鞠躬三次。他们一吵起来,徐勇就跑去劝架,买冰淇淋结算,用国际手稿条款让他们先脱离接触再实现停火。清洁工阿姨的怒气平息了,周围的同事在座位上狂笑。

前几天看丘吉尔谈人生意义,“人人都是蝼蚁,我却是萤火虫”。虽然这可以解释为使命感,但徐勇肯定不喜欢这种说法所表达的自视甚高。他羞于得意洋洋地飞来飞去。他是生在地上的火,给所有的人带来光和热。只要你靠近他,你就能感觉到。任何人都可以讲述他如何帮助贫困儿童,以及他如何支持和鼓励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一个年轻人没有一堆自己刻的光盘,没有自己买的各种小玩意,没有自己印的一堆“必读”文稿。我曾经怀疑他对人的好是不是“没必要”,但现在我只觉得这叫“人间难得”,只珍惜。

我妈妈听说徐勇走了,悲伤不已。回忆2004年3月22日,我在加沙报道哈马斯创始人亚辛遇袭那天,中间有一段时间没带手机,她联系不上我,而新闻传来现场有女记者丧生。我妈妈当时就抓狂了,打电话给徐勇,徐勇让她别着急,等我打电话回来,放下电话请另一位女编辑打给我妈妈,陪她讲话。“15分钟以后,你打回来了,说没事,可是你想想,如果不是徐勇请人家陪我说话,那15分钟我怎么过呀……”是的,徐勇关心别人心细如发,关心自己却从来不够。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5年的旧金山。他在国外,我带父母去旅行。爸爸被西餐折磨了好几天,耳朵不灵,很难沟通。许勇见了二话没说,又拿出了烟。两个人拍着肩膀抽烟。我记得父亲的脸立刻拉长了。徐勇有一套待人接物的方法。他还带我家去中餐厅,去会员制超市买便宜的水果——他喜欢打折信息,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闻到上海人的味道。在我的手机上,他终于给我发来了几张关于飞虎队和张纯如的手稿,还有抗战时期保罗·罗贝森用中英文录制的《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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