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界 陆兴华：地球成了实验室 也成了美术馆

文 / 陆兴华

科学和艺术相结合。这种说法假设艺术缺少一些东西，而科学也缺少一些东西。组合后，它们可以互补。本文反对这种流行的观点，强调科学和艺术是个体两条平行的命运通道，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生态艺术:个体来到地球，就要共同呵护自己的灵魂、社会和自然。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将个人命运写进了一个集合，里面包含政治、科学、艺术与爱四个函数项。艺术与科学是平行的两条人生轨道，像一个青少年在电子游戏里最后走出的两条命路。游戏高手能走出很多条命路，被打败了，就得找另一条。个人也在找其命路，有时沿着科学，有时沿着艺术，有时沿着政治，有时沿着爱。

阿兰·巴迪欧，法国作家、哲学家。

在一个多事之秋，一个革命青年，比如一个国家实验室的细胞生物学博士生，可能恋爱了，处于研究的突破期。此时，她与导师在方法论或世界观上存在严重分歧，她的研究创新也引发了伦理政治冲突。门外有人抗议她的实验室使用小动物作为实验产品。同时，她也到了自己的“杜尚”时刻，想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一个观念中:她被某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普遍的、一般的观念迷住了、占有了，先用它来严格要求自己，再用它来严格要求别人。同事和朋友都有一种预感，他们已经忐忑不安了:你让你的生活如此艰难，你让我们活着？科学家和艺术家一样生活得紧张。他们在做科学或艺术的时候，并不是以科学和艺术为目标，而是走在科学或艺术的道路上，以求激烈的生存。

她可能因自己的科学研究而激活了她的政治、爱和艺术，也可能因为艺术而激活了她的政治、科学和爱。她于是成为杜尚式的爱因斯坦，或爱因斯坦式的杜尚，或者更加激烈一点，成为反对爱因斯坦的玻尔或海森堡。你如果仔细了解过玻尔，就会发现，他其实是科学领域的杜尚。他说，上帝也是看着办的，也在那里傻等，一如等待戈多；相比，人倒是激烈的，会奋不顾身，会否定之否定，会绝对清算。

在这里，科学和艺术有一个共同点:做科学和艺术是为了活得激烈。上帝也打赌，人类还在等什么？科学家和艺术家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他们故意不想要底线，试图打破现有的底线，赌自己不会给自己留活路。做科学家和做艺术家可以说是一回事:故意打破所有底线，让自己很难活得更激烈。

在人类世里，自然科学家沦为这样的两拨人：一拨只相信仪器、数据、模型、杂志、团队和资助；另一拨则以“来自自然”自居，一受到大众的攻击，就从自然中心论出发，退守到根本不能了结，也不能确定的实验室中心论之中——拉图尔所批判的那种。两拨人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都说别人是相对主义者，只想恢复过去的好时光，至少承诺同行、同类将带他们去到那里。

肯定有问题！只要科学仪器到了，即使数据还没有出来，我们对被测量和研究的对象也会变得更加敏感。例如，我们对全球变暖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敏感。搬入的仪器越多，证据越多，人们就会越怀疑。没有办法，研究仪器永远跟不上人们的焦虑、怀疑和敏感。这就是气候危机下的科学。所以，科学不可能是客观的。

今天的科学报道已无法不像“后真相”了，而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假了。这就是人类世的当前状况，科学讲述所需要的上下文，不仅已被纠缠到自然历史中，也被纠缠到地质历史之中了。而且人本身也是自然，无法站出来再重新去与自然发生关系，需要像宇航员那样重新降临到大地上。根据拉图尔所言，今天我们正在同时失去科学和土壤，科学正在失去土壤和人民，人民有土壤但却失去了科学。生物圈成了技术圈后，也成了体外化圈，地球则成了一堆有待被组装的人工材料。这时，如何将人民、科学和土壤三者重新拉到一起，排练出一种命运？这是我们在人类世面临的最大难题。

同时，所有的科学都与所有的生命形式同构。地球成了实验室，人类成了主体。就像实验用的老鼠一样，它们被囚禁在里面，不能在外面进行客观的测量。关于我们自己的软件和操作系统，必须全部重写甚至发明。我们正在用自己做实验，我们被困在一架航天飞机上——地球号航天飞船——找不到着陆的地方。原来的生物圈一号由于谷歌、全球海底电缆、天空中的卫星，变成了生物圈二号，变成了技术圈和信息圈——云计算平台以控制论的方式包裹了地球，创造了新的有机自然。在这个时候，人类必须成为“非人类”，正如哲学家利奥塔所说的那样，并在那个人身上变得超过上帝。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广阔而深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进一步的命运。我们不应该躲在各种超人道主义和后人道主义的版本中，要知道后者像一列驶向悬崖的快车一样支撑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个能最终稳定一切的“非人道”系统是什么？科学不再能告诉我们。艺术隐喻能得到吗？

科学在一定距离外客观地对待这个世界，而艺术教我们近距离地接受这个世界，帮助我们重新降临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要另外一个世界或逃避这个世界，而是要以更激烈的方法，重新去接受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比再洗礼派更加激进：第二次降临这个世界，将噪声、雾霾和气候变暖都当作我们的自豪的储藏。我们需要一种末日的特技，来使大家重新成为邻居，再不用从遥远的权威和传统那里去搜听新的消息，而是立足眼前和手中的东西，抱住一小块能带给我们安全感的大地，一个由我们自己选定的标的物，获得明确的下一步的指令，开始复界。

正如党派、观点、态度之间存在对立一样，气候危机下，个人也充满了各种立场的对立。即使生态农场成功了，垃圾分类明确了，电动汽车普及了，它们背后仍然运行着同一个版本的政治和经济，它们仍然携带着同样的病毒。但是如何替换我们的操作系统呢？我应该换成哪一个？光是这一点就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没有渠道来争论这个问题，找出对策。科学家群体不再可靠，正如李普曼所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带头，跟在那些听起来各方利益不一致的人后面。

在人类世，我们反而越来越需要小说家、将军、工程师、科学家、政治家、活动分子和公民走到一起，找到一个公共的交换态度和认识的地点。这时，所有的行动者都共享着同一个变形的命运，使社会和自然和解是远远不够的。

通用汽车是对是错，永远不会有头绪，因为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把戏，让大家争论不休，这样才能推动前进。在没有科学记者的情况下，不如回来讲“地质故事”。这个大家都可以说说。你有你的天性，我也有我的。正是因为人们经常像谈论鸡鸭一样谈论环境和生态。因此，在人类世界中，当政治和科学同时瘫痪时，它们必须是艺术的。

今天，人们的殊死斗争是：你想要让这个自然、这个世界、这个星球怎么办？你说它该是什么样子？在人类世，政治与科学必须放到一起来做。政治与科学不分，科学与艺术以及政治与艺术也不分了。此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幸存物而斗争，如此才能形成新政治。原有的欧美代议制民主制里不可能再产生健康的政治议程，想都不用想，试都不用试。于是，人类世里每一个人都被迫成为艺术家，必须单方面地去负责搞政治和科学，去爱了。

我们看艺术展的时候在做什么？也许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学习和研究。

当代艺术作品并不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知识，甚至也不向别的同行提供如何做作品的方法论知识，不为了作品中的内容布排修辞展开论争，去提供某种科学知识。为什么？因为当代艺术生产的是“非知识”。我们总是将当代艺术当成某种需要被学习的科学知识。今天强调科学和艺术关系的展览，也常常落入这样的俗套：科学与艺术“结合”，艺术使公众对科学更亲近，或者科学使艺术更“面对”当代世界，仿佛通过艺术讲出来的科学就更完善。这些姿态和说法，都是有问题的。

今年夏天，我们邀请了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从当代生物学的角度，做了一场关于生命起源的公共教育讲座。内容非常前沿，会迫使观众对生物、生命的原创知识进行升级。但那次讲座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将科学、艺术和哲学混合在一起，产生新的知识。在我看来，这也是很“展”的，但是当人们听讲座的时候，他们非常害怕，并尽力把它当成科学讲座来听。讲座结束后，我经过一个生物艺术展，现场挤满了人。这么多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就像展品。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好玩吗？为什么他们不想在讲座中提升自己的生活知识，却愿意在艺术场馆流连忘返？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厌倦了讲课式的知识生产，还是因为艺术场馆暂停知识生产，让他们感到轻松？他们想在艺术领域看到什么，是在看还是想被看？

科学比较累人，所以应以艺术代之？高深，所以叫艺术来帮科学说得更清楚些？这两种在艺术界流行的态度，我认为都不对。

这确实是一个与生物学或生物政治学相关的展览。但是观众的表情很严肃。他们是在思考重要的生物学问题还是生命问题？这只是一个以生物学为借口的展览。生物展出后变成了一些抽象的区块、零度和空心，与我们作为生物直接面对生命的事实无关。但在现场，很明显有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在残酷地展示自己对生命的认知:这就是艺术，如果你关心生命，为什么不听听我们的科学讲座，来这里发呆呢？

我发现展览上的生物学与当代艺术是处于同一个状态的：都是被悬置的知识。它与你身上此时必须生产出的活、做、思、释、设的知识无关，展览不提供与任何客观内容相关的知识，它只将知识当作湿衣服来晾晒，只要求你的围观，要你在围观中去生产自己的知识。而这被你生产出的知识，已与展览和艺术家无关。

看展览好像不是在看知识。

艺术展览要把艺术家的个人知识像衣服那样晾到公共空间，成为观众现场生产出自己的知识的道具。关于艺术家所展出的作品的知识，只是第三人称的知识，作为观众，必须就地生产出自己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当代艺术只提供“非知识”，必须逼观众自己生产出第一人称的知识，即观众在看展的那一刻为了其技术生命的进化而必须生产出的一种关于活、做、思、释、设的亲知、亲识。

哲学家斯蒂格勒说过，当我们被新技术抛在身后，急于升级自己的技术生活以跟上时代时，就必须产生上面提到的第一人称新知识，以应对技术带来的各种困难和苦难。如果我们不处于这种困境和苦难中，我们就懒得产生这种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欣赏真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为知识生产找借口终究是徒劳的。技术困难的个体需要活的知识、做的知识、构思的知识。这种知识永远是个人的第一人称知识，引导我们每个人去发明自己真正的作品。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想通过追求知识而活得更好，那么知识本身可能是无用的。

当代艺术作品帮我们脱离当代知识体的捆绑，使我们自己去发明、去立法。它们是道具、教学工具、辅助软件，帮我们去开始自己的知识生产。其中含有的知识，其实与观众个人并无直接关系，不需要了解其中讲出了什么，因为观众不是道具设计师，而是道具的使用者。看展，是用展出的作品去生产出观众自己的关于当前的政治—技术—伦理新处境的新知识，生产出的是观众自己的新知识，而且不是教条式的知识，是他们从自己的黑洞里爬出来时所需的那种知识。

对于不爱听课、不爱读书写字的年轻艺术家来说，看当代艺术展还是不够的，甚至是懒惰的。他们必须把每一个当代艺术展都当成自己的个人实验室，用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实验工具，产生自己的第一人称知识。因为，在人类世界，在气候危机中，地球已经成为了实验室和美术馆。

政治民主也基于大家对美的经验，当代艺术界实际上已是这样一个公共政治场地。做艺术时，我们仿佛要将很多心灵焊接在一起，使生态成为大家的共同关怀，同时使艺术有一个更大的上下文。在人类世，要把尽量多的物种和无机物拉到我们的帐篷底下，像对待艺术品那样对待它们。

而正是艺术一向在培育我们这种将人类和其他物种拉到一起的能力。做艺术，要将人的心灵与艺术作品与“非人”焊接在一起。生态艺术是要将人与非人存在者团结起来带到前台，成为一个行动团体。对关心生态的艺术家而言，环境是一个美学虫洞。

艺术一直培养着我们将人类和其他物种聚集在一起的能力。做艺术，必须把自己的灵魂和艺术作品与“非人类”焊接在一起。生态艺术就是把人和非人类团结到前台，成为一个行动群体。对于关心生态的艺术家来说，环境就是一个审美的虫洞。

菲利克斯·瓜塔里

译者：Paul Sutton

出版商:连续体

出版年：2008-6

菲利克斯·瓜塔里

译者：Rosemary Sheed

出版商:企鹅

出版年：1984-5

哲学家瓜塔里所说的微观政治和分子革命，涉及到大的社会群体、环境和经济功利主义，但它是要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艺术。在瓜塔里看来，个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依靠艺术，他在《三生态》中写道:资本主义最大的目标是管理我们的童年、爱情和艺术世界；要控制我们的焦虑、疯狂、痛苦和死亡，以免让它们溜走；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让我们找到彻底消失在浩瀚宇宙中的极致快感；它封住了我们，不让我们出界。我们必须用艺术来反对它。

资本主义硬要通过霓虹灯塞给我们一种虚假的永恒感，绝不放生我们，不允许我们像小鸟那样啁啾，为每一个早晨兴奋，又被冬日追迫，心甘情愿地远窜他方。它要将我们像虫子那样永远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把我们当作鱼缸里的鱼儿来展示。

在分子革命中，瓜塔里希望我们最终回到童年。他强调个人可以彻底改变整体，只有这种改变才是“生态的”；成为一个动物，因为是一个童年。做一个动物就是做一个国王:动物总是占据着自己的领地，不管是越界还是越界。另一方面，童年是我们无所不能地占领自己领土的状态。

在瓜塔里看来，既然活着是在遵循自己的独特性，那么我们身上的症状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索引。做艺术作品，就是要拿这些症状当材料，来塑造、进一步雕刻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因此，追求生态质量也是一个美学问题，是搞艺术。而艺术可能是最有效、最彻底的生态术：它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成为术和失界术。它使我们成为女人、鸟、草、沙漠、黑洞......

艺术必须成为生态:每个人都必须成为艺术家！艺术成为一种生态艺术，这也体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的态度上，帮助他们成为、离开自己原有的基础或出界——这是在做生态，也是在做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