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 姜亮夫诞辰118周年 傅杰述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点

【编者按】

今天是姜亮夫先生的118岁生日。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了由浙江大学马一浮学院晚年学生、助教、特聘教授杰夫先生编目的《姜亮夫散文集》。本网站被授权出版杰夫教授为这本书写的序言，现在由编辑命名。

姜亮夫先生晚年

一个

姜亮夫先生讳寅清，以字行，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生于云南昭通。父亲姜思让先生曾就读于清末大学堂，武昌起义后返家领导地方光复事业，云南护国之役时又领导昭通募捐济军反袁，先生自幼即受他爱国思想的影响。一九一四年入昭通高等小学。一九一六年入云南省立第二中学。一九二一年以本省官费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得林思进、龚道耕、廖平诸先生指授，研读《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等典籍。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问学，在王先生指导下完成论文《诗骚联绵字考》。毕业后在南通、无锡中学任教。一九二八年至上海，先后任持志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章先生指导他从杜佑《通典》入手读史，并告诫他要做一个真正的学人，不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一九三三年任河南大学教授。一九三五年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结识了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汉学名家，接触了多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着。遇友人王重民，相约摹录为伯希和劫去的敦煌经卷，开始了敦煌学研究。其后又游伦敦、罗马、柏林，领略了西方学者整理文物、研究学术的科学方法与宽阔途径。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英士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在云南革命大学学习。一九五二年到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一九五三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一九五六年起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八三年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所长。曾被推举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顾问、《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主编。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病逝于杭州，终年九十三岁。

姜亮夫清华中国研究院文凭

二

姜先生以小学为主的学术研究，在历史上是宏大的，而游湛在楚辞、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已出版的作品包括:

一、《屈原赋校注》。属稿于一九二九年，以明翻宋本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参校他本，复征引《文选》、《史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考证史实，订正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先生晚年加以重订，于一九八七年付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五种楚辞书目”。对历代描写楚辞的工具书进行了总结，包括:《楚辞书目提要》，分为注释、音义、注释、考证四大类，共228种；《楚辞图册》摘要分为书法、绘画、地图、杂文四大类，共47种；《绍骚》偶录汉代以来的仿屈赋作品，共19种，192章；《楚辞札记目录》记载了赵、宋以来各种札记中的楚辞考释条目，共802题，一种书；《楚辞》纸本目录主要记载现代楚辞纸本目录及其作者，共477个问题。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再版。

三、《楚辞今绎讲录》。先生一九七九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楚辞》学讲习班，本书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共十二讲，对《楚辞》的研究方法，屈原事迹，《楚辞》的源流、系统、内容特色都有阐说。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初版，一九八三年修订再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新版。

4.楚辞研究论文集。包括《楚辞》25篇论文，探讨了屈原的生平、屈原的思想、楚辞的训诂、楚辞的语法和例证、楚辞研究史以及楚辞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问题。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五、《楚辞通故》。先生治《楚辞》的总结性着作，对《楚辞》中的全部语词与重要问题分类加以考释，凡十部：天部；地部；人部；史部；意识部；制度部；文物部；博物部；书篇部；词部。齐鲁书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楚辞通故》手稿本

6.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它原本是《敦煌记录》中的一个笼统的说法，在20世纪50年代被改写成白话文。它介绍了敦煌的历史、地方、文献和艺术。1956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

七、《敦煌学概论》。先生一九八三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敦煌学讲习班，本书亦据授课录音整理而成，共六讲，涉及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敦煌卷子与敦煌艺术的内容及特色、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等。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北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列入“大家小书”丛书。

八.敦煌研究文集。共收集敦煌研究论文38篇，包括敦煌历史、文献艺术专题研究和资料综合记录。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九、《莫高窟年表》。将敦煌卷子中有年代可考者按年依次编定，正表起自晋惠帝永熙元年传说莫高窟始建窟寺时，止于宋仁宗嘉佑二年，表前则“摄照中原之往迹，以明敦煌体性之所有”，表后则略记藏经洞开启至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历年大事，并附《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敦煌寺名录》及分类的《敦煌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十、《莺歌敦煌韵系列》。每24卷分为三部:字部，记载巴黎所藏敦煌韵书27种，附录6种；部上共收论文21篇，大部分是对抄袭论文的考证和讨论；韵部，综合字部所收各卷及相关资料，作出《隋唐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广韵无朱云裁字论词》《隋唐韵书各体字谱》，以比较相关韵书全貌。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后几十年又进行了补充和修订，1990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编写出版了《莺歌敦煌韵》教材。

十一、《中国声韵学》。三十年代初期讲授声韵学时所撰讲义，是现代较早全面概述传统声韵学的着作之一。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出版。

十二、“简单的文字知识”。20世纪30年代古文字学教学期间撰写的讲义，结合王国维先生古文字学和章太炎先生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考察了汉字的演变轨迹。第一卷于1946年在云南大学语法与法学院丛书中出版。

十三、《古文字学》。系五十年代所撰古汉语教材中的文字部分，结合古代文化史实探讨了汉字的产生及其形体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

十四、《昭通方言》。这本书写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有十卷:文字解读；解释天空；释放土地；放人；脱衣服；说明饮食；解读宫殿；分配器；解读自然历史；附录。用昭通方言记录大约4000个单词，了解它们的发音，证明古训。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十五、《古史学论文集》。收录古史论文廿五篇，以考述上古史及先秦古籍者居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

十六、“历代人物”。原名《历代名人路过古迹名录》，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五十年代，这个名字被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从春秋末期到1919年，死亡的历史人物超过12000人。他们的姓名、商店名称、籍贯、年龄、出生和死亡年份以及材料来源以表格的形式列出。生死年中还标注了皇帝的号、年、年、枝、公元，是核查中国历史人物生死年、籍贯、信息的重要工具书。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姜亮夫全集》

除上述著作外，王先生出版的著作有《诗与骚联面子考辨》《鲁平原年谱》《张华年谱》《屈现代译》等；未发表的著作有《古汉语论文集》、《古汉语语音学》、《正骨通论》、《两校笔记》等。现收为《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卷，2002年由王故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

江先生的奖学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学基石：资料与工具。先生治古史而成《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治《楚辞》而成《楚辞书目五种》，治敦煌学而成《莫高窟年表》。在这样详备的资料基础上来做专题研究，自然易于深入而不蹈空。他教导学生：“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要做到无微不至，必须以掌握资料为第一事。”“材料一定要搜集得比较完整一些。譬如搞《楚辞》，最好把《楚辞》全部有用的资料都找来，还要找一些同它有关系的东西，面要宽一些。”并强调说：“编工具书这种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他以导师王国维先生为例，回忆“他每研究一种学问，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如研究金文，即先编成《宋代金文着录表》和《国朝金文着录表》；研究宋元戏曲，先做《曲录》”，故对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都能了然于胸，其研究成果的“点点滴滴都有详细的根据”。

姜亮夫与饶宗颐

二、学术中心:语言与历史。在回顾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之后，王先生说“根本问题仍然是语言和历史”，他说“以语言和历史为中心，其余为十年之根”，这不仅宣告了他的古代史研究是“以语言和文字为基础”的，而且指出“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大根，不真正读历史，就缺乏扎实的文笔和音韵基础”。然而，如果我们想把语言和历史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源，“自我语言有两层含义:即我们应该解释词语，以遵循语言规则，并确保形式、声音和意义完美无缺。意味着表达历史事件的语言必须与历史事实的发展相协调，不应该有差异和损失的矛盾。就历史而言，历史发展与语言规律的差异，往往和语言的变化一样紧密。

三、治学方法：综合与贯通。先生进一步申论：“然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者，于是而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乃能透达，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社会诸科，乃觉昭晰。”因为“要证实一件事物的全体所需要的知识，是非常广阔的，凡此事物有关的学科，你都得用到，这就是所谓‘综合’，要综合一切有关学科，才能说明某一学科”。譬如“我不满意我的《屈原赋校注》，就是因为未曾使用一切语言、历史、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会、政治、哲学，乃至天文、物理、化学等许多知识，细细引入，以详释各词语。于是，后来我尽量引进，尽量发挥，改写成为《楚辞通故》”。欧洲游学的阅历促使他突破了自己“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国外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经验”，于是“思想有凝滞的，可以抉择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补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了多样化的路子，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它，有无往不适之乐”。

姜亮夫在欧洲学习和拍照

四、治学态度：耐劳与求实。先生笔耕终身，广涉多门学科，没有刻苦耐劳的工作精神，是不可想象的。他自称是一个“迟钝”的人，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就有一种毫不为人所难的脾气”，“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这一点，许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线光明，一丝成就”。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愈益感到“科研的天地，真是宽大得很，同时也细致得很”，这更“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并痛惜许多时间与精力都以不得已的原因而被浪费了。在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指导学生，勉励青年“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他强调治学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从头做起，不敢偷懒”，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坦承自己“对《楚辞》也还有许多未弄懂的东西”，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者态度。

四

姜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表示“始终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然而他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着作在海内外屡次翻印，广为流布。其中《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已成为治史者常备的工具书，也成为各种文史工具书书目必列的着作。如张舜徽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名着题解》表扬该书“取材丰富，考订认真”，虽“有一些疏误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使用方便，有较高价值的工具书，是同类书中的较好者”。《楚辞》诸书亦为多种研究论着及《楚辞》注本反复征引，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马茂元教授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第二编《楚辞要籍解题》，收录了《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及《楚辞今绎讲录》。论《校注》，则谓“姜亮夫综合屈原身世与战国民族的历史条件，结合文法分析，精细周密地来探索每一句每一篇的大义”，其“训诂都是很有根据的，且能显示作者具有很深的功力”；论《书目》，则谓“书中对前人着述，时加评议，指陈得失，褒贬得当”，“虽是目录学着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姜氏的治学成果，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着”；论《讲录》，则谓：“无论谈哪一方面的问题，姜氏都能结合作品内容和时代背景，并通过实例的剖析加以阐发；因此，全书说理透彻，生动流畅，对读者学习、理解《楚辞》，是很有益的。”另如声韵学权威陈新雄教授在《几本有价值的声韵学要籍简介》中称赞《中国声韵学》“叙述颇为简明，编排也颇有次序，立论多本章炳麟、黄侃的说法，参以语音学原理，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声韵学要籍”。敦煌学权威荣新江教授更撰《重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自述在准备敦煌学导论课时，“首先想到姜亮夫先生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因为这是我学习敦煌学的入门书，许多敦煌学的最初记忆都从这本书开始”，全书“图文并茂，从各个角度阐明了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丰富内涵”，如今“从一些个案的研究上看，这本书当然有不少地方可以补充、修订，但从它对整个敦煌学的描述上看”则“仍然是全面反映敦煌宝藏的一部好书”。而李学勤教授则在为《姜亮夫全集》写的序中说：“姜先生的学问，究其实是兼采众长，自成一家”，研究范围“由后学看来，更是宽无涯涘。《全集》前言所举，即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着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

五

《姜亮夫论学集》

蒋先生写的总字数超过1000万，这本书无疑是钟鼎唯一一本。这本书分为两卷。第一卷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史部分。由《孔子及其学说》、《新经》、《古代思想》、《三楚古史与齐鲁三晋的异同》、《敦煌经典在中国文化学术研究中的价值》等14篇文章组成。第二卷是研究的过程与方法部分，共17篇，包括《我是如何做研究工作的》、《基础学习之路与主义与专业》、《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十路》、《研究民族遗产的基础知识与工具书》共31篇。除了1957年5月29日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从三家学说到家》外，《姜亮夫全集》中有30篇。

一九五七年五月，《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指示，党外人士也被号召鸣放。先生借此东风，一吐胸中垒块：

主观主义者把所有的“真实”都建立在个人的想象上，他们自己的大脑是解决牛的刀子；宗派主义或教条主义把所有“真实”建立在“神”或“领袖”的基础上，只代表某个圣人或圣人。他们都害怕“客观存在”................即使他们解决了问题。游国恩教授在北京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认为屈原是封建的，因为他是贵族。我曾亲耳听到一位同志批评王国维，说他是最后一个高举封建大旗的人。一位很重要的同志说，昆曲只能在寺庙和院子里表演，所以是封建艺术，因此昆曲的演唱者成了“封建残余”。

类似的事例正层见叠出：

比如俞平伯谈《红楼梦》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或多或少让人痒痒的地方。我不敢称他为红学专家，但看了一些关于“围剿”的文章，很多只是“拉扯”而不是争论，甚至于平伯的忠诚都没有达到！我看不出他们到底按了什么喇叭。关于围剿唐兰改革的文章里没有枪法了。这些，这些，只看到一根热棒杀人的影子。最近，我们从各种争论中了解到，这是一场领导运动。

先生直言规箴：“我想学术研究，譬如种花种稻，是不好使用一般的‘领导方式’的。”他寄希望于领导：不可“领导太重”；不可“揠苗助长”。他更寄希望于青年：不可狭隘，“要有宽博的知识，才能积累得厚，建筑得高”；不可固执，“对一切派系，有虚心吸取的雅量，不要学还未成，而先学会一套捧人或踏人的本领”；不可赶场，“临时拉凑点材料，赶一个热闹市场，以为是成名的终南捷径，甚至于在场中去露一露打出手的本领”；不可标榜，“以此作为个人向上爬的投资”，而能“看穿这些宗派主义者及一切坏主义者的伎俩，回头好好做一个最忠实的科学研究者”。

文章写得及时，发表得也及时——见报十天之后，就传来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声。先生固幸得漏网，该文则湮没不彰。而他六十多年前的慷慨陈词与痛切呼吁，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我们再三吟味。这样既具有历史意义、又不乏现实意义的文字，自然是值得载入本书以广其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