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伤逝 鲁迅《伤逝》:这碗“毒鸡汤” 对现代人的意义在哪
上次我说,看完这个故事,很想知道子君是怎么想的。她后悔爱上涓生吗?她离开的时候还爱涓生吗?群里有朋友特别赞同,说想知道子君和子君的想法。
对,这是让我为难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手记,整个故事都是从涓生的角度写他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部分,另一位当事人子君的所思所想和所感,我们只能根据涓生的描述来推测。所以这个故事天生具有局限性,片面性,也就是说,我们读到的不可能是全部的真相。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这个小说的叙述方式有关。从叙事角度看,叙事有两种,一种是全知叙事,一种是限制叙事。万能叙事,又称上帝视角,常以第三人称视角来描述。全知叙事的叙述者可以控制发生在所有时间和空之间的所有事件,他可以进入所有人物的内心,呈现他们的心理活动。他是叙事世界的主人。全知叙事既然是上帝叙事,叙事者掌控着这个叙事领域,这使得全知叙述的故事读起来都有一种普遍的自信。叙述者相信自己价值观、伦理观的正义性、正确性,所以全知叙事常常表现出“道德说教”的倾向,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的“三言二拍”道德教化故事,都是全知叙事。从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角度写作被称为限制叙事。限制性叙事的特点是以情感打动人。《伤逝》是一个典型的限制性叙事,我们听到和看到的真实是有限的,但我们很容易在阅读过程中相信涓生的遗憾和悲伤,被这个故事感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很常见,但第二人称描写的小说并不多。最经典的是英国作家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第二个人说写小说很难,因为限制太多,所以第二个人说最常用的场合是书信。插一句闲话,某明星前几年跟自己的师父闹翻了,然后当众发表了一封信。抛开师徒关系中的是非对错,就信的写法而言,可以作为第二人称写作的典范,真的很感人。第二个人说,使用不当的反面教材是最近的一个视频:“后浪”。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个视频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第二人称进行叙事。我们知道第二人称是限制性叙事。由于是限制性叙述,所述内容有其狭隘性和局限性。但这段视频采取的是全知的叙事态度,并不是情绪化的,而是从限制性叙事的角度进行界定和判断。态度自信而坚定。整个视频呈现出一种掌控一切的命令式姿态,叙事视角和陈述内容都有所划分。全知叙事和限制叙事没有优劣之分,采用何种叙事主要看叙述者想达成什么样的叙事效果。罗吉·福勒在《现代批评术语词典》中说: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故事有明显的优势。比如可以让作者自然进入主人公的内心,通过意识流或者其他方式把自己最隐秘的想法公之于众。然而,这种叙事风格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果说随意深入主人公内心的权利是例外的退让,那么出于同样的原因,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思想感情就成为一个谜。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方便深入人物内心;第二个意思是,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思想感情不容易为人所知。福勒的第二个意思直接指向我们小说的女主角,我们确实不清楚子君是怎么想的,子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君的思想感情对于读者而言是一个谜。我们只能根据涓生的叙事,考证、推敲事件的真相。如何还原事情的真相?首先,我们可以利用叙述者的漏洞。比如涓生曾经对同居后的子君说,我可以不吃饭就吃饭,但你永远不要那么努力。但在文章的另一部分,他说:子君能力不是很强,家里总是乱七八糟地摆着盘子,堆满了煤烟,严重干扰了他的工作。看前后,涓生到底要不要子君工作?很明显,叙述者自相矛盾。涓生对子君另外一处不满,就是同居后子君不看书了,两人没有精神交流。很多读者都会被这一点误导,认为子君婚后放弃了精神生活,没有追求。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这样一段话: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时候做个相对回顾了。我经常被质疑,被考验,被命令重复当时的话。但是,她经常要去弥补和改正,就像丁这样的学生。我们前面说到,当涓生发现子君变得庸俗、琐屑,他也希望挽救这段感情,他做的是什么还记得吗?他拉着子君回忆一起读《诺拉》读《海的女人》的美好时光。这两段不一样的回忆很有意思,我们发现子君在婚后并不是和涓生完全没有精神交流的,只不过,子君交流的内容涓生不感兴趣,被涓生斥之为“考试”,涓生交流的内容子君也听不进去,她在乎的是涓生还爱不爱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性别不同,决定了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也有差异。子君沉湎于求婚那一刻的欣喜,而涓生回头看却只觉得自己肤浅、单薄,巴不得自己从来没做过。有一本书叫Men are from Mars, Womenare from Venus.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好像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想想,子君和涓生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当发现感情有了嫌隙,涓生在挽救感情的时候的作为和子君其实没有不同,都是希望用过去的美好时光重塑现在的相处模式。涓生理直气壮地拒绝子君的回忆,又心灰意冷地定义子君说她变了,变得不爱交流。通过对照叙述者前后的说辞,我们能发现叙述的漏洞,从这个漏洞中,大概能推出一部分被叙述者隐藏的真相。在阅读的过程中,除了叙述者的漏洞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挖掘事件的真相?是的,它是隐含作者。隐含作者是谁?我们先来看看路易吉·福勒的这段话:在散文体小说作品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隐含作者”在控制语言。它根据本书写作所依据的文学和意识形态传统、本书内容以及隐含读者而调整、变换姿态。《伤逝》的叙述者是涓生。为了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和连贯性,编剧会坚持用涓生的眼神和语气讲述故事。但叙述者对这件事的态度、认知和情感与作家对这件事的态度、认知和情感是不同的。作家的写作目的不是讲一个自己不认可的故事,所以他会在写作过程中带出对人物的怀疑和对真相的认知。隐含作者不是人物形象,而是某种观念和态度的体现,一般是对叙述者观念和态度的修正。我们还是以这一段为例: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诚然,这段话是涓生的叙述,但我们会注意到,这段话有两点很重要,这表明了隐含作者的态度:第一,这段话:“我没有闲情去打理一切”。涓生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质疑:首先,涓生买的花,子君不喜欢。涓生有责任照顾他在这个家里买的花吗?其次,花的时间不多,每天浇水就可以了。涓生这么忙吗?除此之外,只是照顾花花草草,抱怨却说“照顾一切”,这个家里的其他事务还是由子君处理,子君在照顾他们,对吧?最后涓生用了“闲”字,意思很明确。这个家里谁闲着?谁的闲暇时间最多空?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我们会发现,作者所透露的隐含信息,隐含着作者不同意涓生在养花种草这件事上的说辞,隐含作者实际上代表了我们普通读者的疑惑:涓生对子君的不满,大概不是子君没有浇花,而是子君是一个家庭主妇,涓生认为这是子君的责任,所以才会把自己从家务中清除出去。由此可以推断,涓生对家庭生活和妻子角色的认知并没有超过子君的认知。涓生的家庭观念也是传统保守的,所以他会理直气壮地生气,把责任推给子君。这段话还有一个地方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我们通读全文就知道,“官太太”在文中不是一个正面形象,而“传染”这个词,从词性上来说也是带贬义的中性词。如果我们把“官太太”换成“邻居”,把“传染”改成“受影响”,这句话换一个说法:也许是受邻居影响罢。如果涓生这样说,我们会认为他是在陈述一件客观事实,但是他用“官太太”、“传染”这两个词,我们能敏感地觉察到涓生对于这件事的态度,他不赞成。涓生自己也知道养小动物不是罪过,和自己喜欢花草是一个道理,所以理性上他不能否定子君,但是情感上他确实不喜欢,所以他的用词造句就出现了漏洞,而这个漏洞正是隐含作者所要交代给读者的信息:涓生描述的关于子君的种种,并不完全可靠。涓生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并没有诚实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他所说的忏悔其实是有保留的。同样,当我们以这种态度仔细阅读涓生的自白时,我们会发现作者的声音是隐藏的。比如家里吃不饱的时候,子君随时用羊肉喂啊,涓生也没有当面向子君表达不满。他用讽刺的语气说,他在家里的地位是“介于狗和鸡之间”。买了这只帕尔狗后,涓生不喜欢阿穗这个名字,但每次提到它,他都说阿穗,他想喂阿穗一只油鸡,当阿穗一只油鸡变大的时候。涓生基本上是用阿穗的名字来称呼这只小狗的。直到现在,涓生突然忍不住了。他没有说自己在家里的位置在阿穗一油鸡之间,而是在帕尔狗和油鸡之间。我们可以认识涓生。隐含作者没有特别的发声,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能感觉到隐含作者的存在。比如前面涓生说,自己一个人生活很容易,现在忍受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的原因是因为子君;后面就跳出来另一件事,表明涓生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有能力,总被退稿不说,稿费也很低。和叙述者前后叙述不一致的逻辑推理不同,这不是同一件事的逻辑漏洞,而是两件不同的事。隐含作者不经意地在不同的地方把两件事提出来,证明了涓生的叙事并不可靠,不是全部的真相。所以婚后最大的矛盾也不是涓生所说,家务琐碎、子君不能干不体贴,而是涓生无法承担养家的重任,他需要子君和自己,像两个并肩作战的战士,一起战斗。他和子君生活中最大危机,是生存危机。子君呢?子君意识到他们同居的危机了吗?子君走的时候,一个字也没写,把家里的东西都留给了涓生,包括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棵白菜、几十个铜钱。涓生说子君一句话也没留下。看来子君在落实自己的决心之前真的没有精神交流。然而,这意味着作者是在为子君说话,这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用财产来表达爱情是庸俗的,但对于子君来说,这是她所拥有的全部,她也知道这才是涓生最需要的。其实最了解涓生的人是子君,最了解这种情感真相的人也是子君。不管涓生找什么借口,子君都知道涓生最需要什么,所以虽然人不多,子君还是留了下来,这就是子君的爱。涓生说,人活着,才能有爱。涓生说这话的时候看到子君点头,但他怀疑子君是否明白。当我们读到这里,会发现子君不仅懂,而且比涓生更懂得生活的残酷真相。但是,子君没有揭穿。他保住了涓生的男子汉尊严,放下家当,转身离去。对比涓生,我们会发现子君的隐忍和伟大。而这些,不是涓生告诉我们的,涓生也不可能忏悔到这里。这些,是隐含作者用事实告诉我们的。回到五四文学的背景。我们知道,五四文学的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邀请了两位先生,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五四一代的学者认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新人?五四学者切断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以矫枉过正的态度宣传西方新思潮,只有有新思想的人才称得上新人。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五四学者总结了一点,说中国是“儒家国家”,儒家思想在中国和宗教有同等地位,应该打败。在《新青年》杂志上,有很多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章。在他们集中攻击的儒家当中,有一点儒家的家族主义,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是宗族主义。反对儒家家庭制度和儒家伦理是当时五四新思潮的一个主流。
具体到文学创作,文学家们也继承了思想家们的号召,用文学作品进行新思想的宣扬,反对儒家思想,反对儒教立国。所以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发表于1918年的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直接拉开了对儒教的批判。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狂人日记》这个小说,以文学批判思想是一件很吃力的事,要做好尤其不容易。所以五四文学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避重就轻的选择,对儒教思想、儒家伦理的批判,集中于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的批判,“恋爱自由、婚姻神圣”成为文学热衷表现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革命的发起者胡适,1919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现代话剧《终身大事》,说的是留学生田亚梅,喜欢多年在一起的朋友陈先生,想要跟他在一起。但是田亚梅的母亲田太太算命之后说两人命相不合、八字相克,因此反对。田亚梅最后留下了一张字条,离家出走,纸条上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父母为什么反对孩子的婚事呢?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传统文学,就会发现传统文学中年轻恋人的阻力大多来自父母,现代文学也借鉴了这种模式。后来我们读到的解放区小说《小二黑结婚》也是这么做的,因为八字不合所以反对儿女的婚事,以爱的名义做愚昧的事,顺带进行科学的启蒙,这是五四以来对批判父权专制、家族制度的一个惯用做法。回到剧本《终身大事》,我们说文学是作家白日梦的实现。胡适先生自己在文学上虚构了一个如此大胆的田雅美女士,做了一些现实生活中不敢做的事情,为了爱情离家出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因为是文学,这个理想的实现不需要任何代价。从剧本的走向来看,是现代版的童话:从此,田亚美女士和陈先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吗?很多人都认为胡适先生创作这个剧本受到了挪威一个剧作家的影响,就是易卜生,他写作的《玩偶之家》当时正在中国上演,说的是一个深爱丈夫的女子娜拉,在经历一系列事情之后,意识到自己只是丈夫的玩偶,她悲愤地喊出:“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然后摔门而出。易卜生的戏剧有自己的文化土壤和现实国情。诺拉离家出走的猛击据说感动了欧洲,成为当时欧洲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然而,这个剧本传入中国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娜拉是一个为丈夫和孩子而活的已婚人士,她是妻子和母亲,但她不是她自己。她生活在丈夫爱情的幻觉中,最终醒来。丈夫不配得到他的爱,她想做自己的主人。这几乎是当时中国大多数女性所面临的情况无法比拟的,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错。勇敢离开丈夫的女性娜拉传入中国后,神奇地匹配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反父权制、反专制思想,被解读为“爱情神圣,婚姻自由”的含义。因此,娜拉成为深受旧包办婚姻制度之害的女性偶像,引发了无数年轻女性的效仿。
娜拉、田亚梅都是活在话剧舞台中的女性,一旦他们走下舞台,走进生活,会怎么样呢?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些鸡汤的虚妄。尤其是,当生活中无数女青年,真的因为文学或者“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的口号蛊惑,离家出走寻找自己的幸福时,文学真的能指引他们的人生,对他们负责吗?对于这些反抗旧式包办婚姻、勇敢地离家出走的新青年,是不是除了告诉他们要离开,还要告诉他们一个现实的社会,离开的前提?带着这样的思考和责任,鲁迅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发生了什么》的演讲。抵制旧的包办婚姻,带着心爱的人远走高飞,以后会幸福的生活吗?鲁迅说,不: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没有经济独立离家出走,只能是从一个男人家到另一个男人家,从父亲到丈夫。很难说独立已经实现。因此,当许多鸡汤文学鼓励年轻人大胆告别旧式包办婚姻,在自己的婚姻中做出自己的决定时,这部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像毒鸡汤一样。揭穿了童话的谎言,公主和王子从此生活在一起,但幸福的前提是独立,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这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只能分开。所以鲁迅在《娜拉走后发生了什么》的演讲中说:“梦是美好的;否则,钱很重要。”鲁迅直接用金钱解释了娜拉的需求。他说,当她离开家时,包里一定有足够的钱,否则诺拉只有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死在外面。
子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启蒙下,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里的他们,也无非就是她的家人而已。五四新青年们高兴地和旧的专制家庭挥手告别,同为五四运动急先锋的鲁迅看到了当时女性解放运动的虚妄和前面的陷阱,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文学家,他必须警告这些勇敢的青年们:前路艰辛,务必小心。我们该如何小心?鲁迅说得很清楚,作为一个个体,你必须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用金钱换取自由。作为一个社会,你也应该为这些勇敢的年轻人做好准备: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也就是说,妇女解放不是把年轻女性从家里叫出来,社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男女是平等的;从社会来说,男女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有职场歧视。只有当社会和家庭准备好迎接一个独立的女人,“神圣的爱情和自由的婚姻”才能实现。女性解放这个话题,从上世纪初进入中国,一直伴随着民族抗战、解放战争、经济建设等话题同步进行。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进入中国,我说是误会,娜拉和当时国内女性的情况很不同。不过娜拉的情形和我们今天、现在、当下的女性所面临的情况,几乎可以无缝对接。2017年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说的是家庭主妇罗子君一夜醒来,发现丈夫在外面有了第三者,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她决定离开没有爱的丈夫,重新走进职场打拼。这个电视剧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多师太粉丝的不满,这和师太有什么关系呢?老师是大家对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成名的香港女作家亦舒的尊称。她的大部分作品展现了商业社会,主要是香港的女性传奇。亦舒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所以她写了一部小说叫《我的前半生》,这是对鲁迅的致敬。《我的前半生》的原型是《伤逝》,但人物都搬到了香港。子君不是一个为了爱情离家出走的小孩子,而是一个发现丈夫出轨后连夜转身离开的职业女性。
《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有独立、自主人格的香港女性的职场励志传奇,他们大胆地离开背叛的丈夫,重回职场打拼,证明自己,也成就自己,也可以说是经济、社会发展之后给予《娜拉走后怎样》的一个响亮回答。鲁迅说,在家庭、社会都没有给职业女性发展空间的时候,娜拉走后只有回来,或者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取生存的权利。但是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实现了鲁迅所说的前提条件,社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女性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教育权、工作权、选举权,这个时候子君所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就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有了实现的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作为一个女人,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权利。这也是很多亦舒粉丝对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不满意的地方。这部电视剧借用了亦舒小说的名字,但中心和主题严重偏离。电视剧对罗子君的职业故事做了低俗的解读。罗子君只是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离开家庭到进入职场。电视剧中的罗子君已经失去了原著小说的励志部分。不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女人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再次奋斗,而是一个三角恋、多角度的故事。难怪会引起亦舒粉丝的不满。
从鲁迅到亦舒,鲁迅看到了经济不发达、社会文明程度不够高的时候,女性掌握自己命运的虚妄性;而亦舒改写了娜拉的结局:在社会经济、文明程度高度发展的今天,她写作《我的前半生》向鲁迅致敬,娜拉们不需要委屈地回去,凭借自己的满腔孤勇,也完全可以在职场做得风生水起。亦舒的小说是对女性能力和勇气的肯定,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则又回到了小脚时代,除了满足观众们对于职场的玫瑰色幻想,幻想一个高富帅的全能型男人出现为自己排忧解难,对于现实没有任何的帮助。鲁迅写反对鸡汤的小说,是因为看到了当时主流文学的虚荣和不负责任。这种虚假和不负责任,在任何时代都存在,比如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小说《伤逝》结局悲惨。鲁迅并没有给子君一条活路,而是在悲惨的结局中,让读者认识和发现生活的真相,从而得到启发和帮助行动。这是一个作家能为他的读者做的。这样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鲁迅写《伤逝》的初衷是为了警醒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大学第一次看这部作品,就被鲁迅的建议深深打动: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前提。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我们终于赢得了女性的工作权和选举权,我们应该珍惜。但结婚十几年后看这部作品,发现我读到了别的东西:当涓生对家庭和女婿唠唠叨叨的时候,我发现涓生只是不耐烦,但却让我震惊,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普通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我在想,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了,涓生和子君会幸福吗?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为什么呢?因为恋爱和婚姻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恋爱是向上的,飞舞的,而婚姻是向下的,脚踏实地的。这决定了我们在恋爱和婚姻阶段的生活方式、相处模式不完全一样,或者说,完全不一样。恋爱中我们找个地方吃饭、看电影约会,但是结婚后还能天天出去吃或者天天叫外卖吗?鸡汤会告诉我们:家是餐桌上的围桌闲话,是一顿饭接着一顿饭。天天叫外卖自己也会觉得不踏实,没有家的氛围。涓生单膝跪地向子君求婚的时候,恐怕没有想过什么是婚姻,什么是丈夫。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每天“络绎不绝”的吃饭,子君的成就似乎完全建立在这种吃饭上。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含蓄的态度。涓生用了“源源不断”、“立功立业”这样的词,大词表现了涓生每天给儿子做饭的否定和讽刺。他的演讲中有一种深深的排斥和厌恶。我们一直以为涓生否定子君是因为子君做不到。但是,如果仔细看,涓生恐怕不是否定子君,而是在做:不断的做饭,甚至做饭都成了人生唯一的焦点和大事,成了功德,这也是涓生所讨厌的。如果有过日复一日做饭体验的人大概能理解涓生的绝望,每天重复的家务事做饭、吃饭、洗碗、拖地,确实能消耗人的意志,让人看不到希望。所以涓生才那么想要和子君交流,一起看书、聊天,借以对抗琐屑的庸常。涓生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这给我的印象是婚前婚后都是理想主义的。虽然结婚了,涓生并不油腻。他是一个有很大追求和见解的年轻人。他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为自己理想的实现或追求而快乐和感动。所以他喜欢被子君吸引,首先是因为他学习上进的气质。当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无权干涉我”时,涓生反应很大。他说了这些话,震撼了他的灵魂。之后的很多天他依然在耳边响起,说不出的欣喜若狂。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像世界穿着者所说的那样无助,她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灿烂的黎明。涓生此时对子君的爱,是一个活生生的理想主义者看到自己的理想即将实现时的爱。他说他在子君身上看到了灿烂的黎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以像涓生这样一个人,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知识分子,在他最年轻、勇敢充满屠龙勇气的时候,突然跌进柴米油盐的日常,屋里总是散乱着煤烟和碗碟,油鸡、阿随,可以想见生活的巨大落差给涓生带来的震撼。女性可能天生有对“洗手作羹汤”的生活的向往,在琐屑的日常中能挖掘出生活的诗意,享受厨房里的安静和美好,而涓生显然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在受够了婚后庸常生活的折磨后,涓生曾经幻想过子君的离开,他想象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像云一样轻,漂浮着空,上面是蓝天,下面是深山大海,高层建筑,战场,摩托车,异乡,豪宅,在谜一样黑暗的夜晚,繁忙的街道。而且,真的,我豫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在涓生的想象中,他还是一个屠龙的战士,充满了战斗的勇气,他的未来是星辰大海,而不是没有翻身自由的房间一角。他看不到自己的无力感,只把对生活的失望和失望发泄在子君身上,于是对子君说了那句狠话:是的,我不爱你了。他还在忏悔,说不该把真相告诉子君,既然订婚了,就应该永久贡献自己的谎言,但这不是真心的。他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开脱,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情况。真正拖着衣角让他无法呼吸的不是子君,而是他不想要的日常生活。他没有做好应对平凡生活的准备,而是一头扎进去,等待他的只是一个与理想完全不同的残酷现实。一个优秀的小说,应该是一个多面体,而一个优秀的作家,也不应该仅仅为时而歌。五四文学最先出现的是问题小说,发现现实中的问题,然后用故事、人物形象表达出来。但是优秀的文学家不仅具有时代的敏感,而且具备超出时代的智慧。所以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说,经典应该是永恒的,因为经典一定是能和当下发生关系的。鲁迅的小说《伤逝》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一观点除了在当时提出了自己的妇女解放思想外,至今仍然有效和有用。而且,在这部小说中,鲁迅可能融入了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感受和经历,使得这部作品呈现出一种不可多得的现代品质。是鲁迅用故事探索人的生存状态和方式,用文学探索人的存在,从而使这部作品区别于普通的爱情小说。今天我们主要讲到了三个问题:首先,从叙事学的角度,从限制叙述、暗示作者的角度,颠倒了故事的真相。涓生并没有讲全故事,子君对家庭贡献的有意识的爱,已经被讲故事的人有意无意地掩盖和接管。涓生给了我们一个被爱的时候如何回应或拒绝爱的反面例子。第二部分内容是关于小说写作的初衷,鲁迅写作一个反鸡汤的小说,是对时代的回应和一个作家的责任,提醒为爱离家出走的年轻人,爱不是勇敢就可以,爱是一种能力和责任;《伤逝》小说在现代依然在上演,从亦舒的《我的前半生》我们读到并惊喜于时代的进步,而电视剧版的玫瑰色改编让我们再一次敬佩鲁迅的前瞻性眼光。第三部分是小说的主题。涓生对子君的残忍,很可能是对平凡生活的质疑和否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近百年前的小说似乎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寓言,具有现代意义。今天的讲读就到这里。原标题:“阅读调频|完成!鲁迅的一碗毒鸡汤与读《伤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