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祖康 武重年口述历史:父亲武和轩同赵祖康的关系
赵祖康在上海解放前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工务局长,他应该说是一位比较正直的技术官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任工务局局长,以“致力工程,为民服务”这八个字为自己的志愿。1949年2月初开始,经亲戚介绍,他多次与中共地下党进行接触,地下党组织劝慰他留下来为上海解放做点工作,他为地下党提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动态等情报。5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市长陈良在逃往台湾前夕,任命赵祖康为上海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赵祖康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要求,采取措施阻止了政府机关混乱和档案等遭到破坏,所以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在北四川路苏州河南岸、外滩一带同国民党军队激烈作战时,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电话照样打得通,电力供应没有中断,电车还在马路上行驶,这也是个奇迹。在赵祖康协助下,上海一解放即顺利完成了政府职能包括档案等向中共新政权交接,所以他对上海解放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工作的恢复,是有功的。为此当时陈毅首长对他的行动给予赞赏,说“其贡献在于使文件档案、公用器材,从上海旧租界工部局时代起,经过日寇,直至国民党时代,完整地转交于人民之手”。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1949年7月上海遭受百年罕见的特大台风和暴雨袭击,沿江地带上百公里海塘因几十年没有修缮,出现20多处决口,赵祖康组织市工务局工人抢修海塘,堵住决口,疏通市区下水道,排除积水,为恢复城市交通,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活作了努力。
上海解放前,赵祖康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作品导演。他应该说是一个诚实的技术官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抗战胜利后他去上海担任作品导演,把“献身工程,为人民服务”八个字作为自己的志愿。从1949年2月初开始,经亲戚介绍,他多次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地下党鼓励他留下来,为上海的解放做一些工作。他向地下党提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动态等信息。5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市长陈亮在逃往台湾省前夕,任命赵祖康为上海市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的关键时刻,赵祖康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政府机构的混乱和档案的破坏。因此,当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在苏州河南岸、川北路外滩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时,在这么大的城市,电话还能用,供电还不间断,电车还在路上行驶,也是一个奇迹。在赵祖康的协助下,上海一解放就成功地完成了包括档案在内的政府职能向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移交。因此,他为上海解放初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工作的恢复做出了功勋。为此,陈毅首长对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称“其贡献在于使文件、档案和公共设备从老上海租界局的时候,日寇之后,一直到国民党时代,完全交给人民”。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1949年7月,上海遭遇百年不遇的台风暴雨。长江沿岸的海堤因为几十年未修,被执行死刑的有20多人。赵祖康组织市工信局工作人员修复海堤、封堵破口、疏通城市下水道、清除积水,努力恢复城市交通,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三次会议召开时,经陈毅推荐,邀请赵祖康参加会议,这在当时也是很高的政治待遇。1950年7月,赵祖康申请参加国民革命,很快被批准。1951年7月,国民革命中央致信上海支部筹备委员会,增列赵祖康为国民革命上海支部筹备委员会委员。当时父亲主持讨论是否吸收他参加中国革命委员会会议。后来父亲认识了赵祖康,开始熟悉他。他共事30多年,负责中国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工作30多年。
1955年上海民革第一届市委正式成立,赵祖康任副主委,主委是丁超五,我父亲任秘书长。1958年赵祖康任主委,我父亲任副主委,兼秘书长。1958年8月到1964年,三、四届也是这样。后来我父亲受到批判,只保留一个职务——促进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排在最后,但赵祖康对我父亲从来没有另眼看待,人前人后仍称我父亲为“和老”——民革中一般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称“某老”,不以姓称。实际上我父亲比赵祖康年龄小。赵很放心地把工作交给父亲去做,父亲称他为赵主委,时时注意请示,大事从不擅作主张。从1953年到1964年,两人和谐共事。父亲被批判后,赵仍一如既往,使父亲感到很温暖。父亲曾多次对我说:你赵伯伯是个好人。父亲对赵老尊重,赵老对父亲信任,他们这种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友谊,在民革堪称典范。我父亲是一个诚实坦率的人,所以当他看到问题时,他必须直言不讳。1983年,上海市政协举办了一次关于祖国统一和涉台政策的图片展览,其中许多照片都有国民党军政人物的参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提前照顾了策划者,“请国民党的同志们先看一看,听听他们的意见”。有一天,、、许和我的父亲,他们都是前国民党在上海的政客,接受了观看预演的邀请。刘昌毅要求将涉及他的“投诚”二字改为“起义”,宋瑞珂要求将他的“师长”头衔改为“司令员”,理由是他“领导整编师,实际实质是军事规模”。
事后,有记者个别走访了徐国懋,了解那天几位到底有什么看法,徐国懋说了以下一番话:我们的国民革命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们不是为了炫耀和争取体面,而是为了纠正事实,使言论恰当,宣传祖国统一的原则和政策。说明徐国懋对我父亲的为人和脾气都很了解。我父亲特别不能容忍别人混淆黑白或者颠倒是非。比如后来有人攻击赵祖康,我父亲就有义务反驳,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发生在198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我父亲反击了对赵祖康的进攻。全国五届政协会议上,上海特邀委员和广东、湖南特邀委员编成一个大组,有100多人,驻地在建国门空军招待所。一次会议上某某作了一长篇发言,大讲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说民革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副市长和上海政协副主席的职务,都是陈老总当年答应给他的,但都被赵祖康抢去了,一派控诉的口气。会上大家听了他的发言一片哗然,广东、湖南的委员不知内情,听任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述说。散会时我去接父亲时,迎面见到某某和广东省委统战部长郑群并肩走出来,听到郑群拍着他的肩膀说:某某,想不到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啊!父亲非常气愤,回到房间就跟我说:某某在会上大放厥词。我让父亲休息,同时给赵祖康打电话,赵此时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驻地在阜成门外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他已知道此事,非常气愤,也很紧张,我则安慰他不要为这事着急。午饭后,我对父亲讲,我帮你起草明天的发言稿,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第二天,在同样的场合,父亲作了澄清真相的发言,讲了前一天某某所讲到的这三个职位是怎么来的。上海民革市委第一、第二届主委都是丁超五,不存在陈毅对某某的承诺,也不存在赵祖康抢谁的位子,后来丁超五调往福建,他的位子由赵祖康接任。父亲还指出,当时上海副市长人选,是刘述周召集一小型协商会大家提名产生的,参加会议的人有黎照寰、沈体兰、陈望道和我父亲,当时信息完全是保密的,会上父亲代表上海民革提名副市长人选,不是赵祖康,结果会议协商下来认为不合适,于是提名赵祖康,实际上也是事先刘述周同父亲商量过的,会上予以确定。在1957年1月上海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一次会议上,赵祖康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民建是沈佩华,工商联是荣毅仁,所以也不存在赵祖康抢某某职位事。陈毅老总也不可能答应某某任副市长,任市政协副主席,赵祖康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已经是“四人帮”粉碎之后,此时陈老总早已去世。父亲的这番发言,事实详细,也引起全场哗然,大家议论纷纷,散会时已无人再与某某同行,他非常孤单和狼狈。会后我打电话告诉赵祖康,他非常高兴,紧张的心情已完全消失,但气愤仍在,他说得感谢我父亲,做了件好事,为他澄清了事情真相。第二天,在同一个场合,父亲发表讲话澄清真相,讲述XX前一天提到的三个职位是怎么来的。上海市中国革命委员会第一、第二任主席是丁朝武,没有陈毅对某个人的承诺,也没有被赵祖康抢走的人。后来丁朝武被调到福建,他的位子被赵祖康取代。我父亲还指出,当时上海副市长的候选人是由刘述周召集的一个小型协商会议提名的。参加会议的有李、沈提兰、陈望道和我父亲。当时,这些信息是完全保密的。会上,我父亲代表上海革命委员会提名副市长候选人,而不是赵祖康。结果经过协商,认为不合适,于是提名赵祖康。事实上,刘述周事先和他的父亲讨论过这件事,并在会上得到证实。1957年1月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赵祖康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沈培华主管民主建国会,荣毅仁主管工商联,所以不存在赵祖康抢某个职位的事情。陈毅的老板不能答应有人当副市长,CPPCC副主席,赵祖康当CPPCC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陈的老板已经死了。父亲的发言,以详实的事实,也引起了观众的一片哗然。大家纷纷议论。会议结束时,没有人和别人一起去。他非常孤独和尴尬。会后我打电话给赵祖康,告诉他很开心。他的紧张完全消失了,但他的愤怒仍然存在。他感谢我父亲,做了一件好事,为他澄清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