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陈志武：为什么钱多了 许多人却并不感到富有

原创 陈志武 理想国imaginist

为什么中国人爱存钱

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到手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的个人消费预算取决于他们过去的储蓄和现在的收入，他们只有在获得收入时才会消费，甚至有46%的储蓄用于以后的消费。相比之下，美国的消费预算是由当前和未来收入的总贴现值决定的。未来收入的贴现值实际上就是今天个人财富的总价值。这样，即使今年可支配收入较低，只要未来收入预期增加足够多，财富的增长仍然可以让你今年不仅花光所有收入，还敢借钱花，也就是提前花完。简单来说，中国人按“收入流”花钱，美国人按“收入流”加“财富存量增量”花钱。

国家所有制在一个国家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越是普通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来决定消费水平。相反，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人们的消费水平可以与土地等资产价值的涨跌挂钩。

但是，仅有土地私有、资产私有化还不够，土地和其他各类资产还必须得商品化、市场化，必须可以自由买卖流通，否则这些财富只能是死财富，还是不能完全地进入个人消费预算里。没有流通性的资产是不能轻易变现的，如果是这样，资产价值的涨跌只是名义上的，不能被立即消费。因此，活跃的土地市场、房产市场、资产市场是关键。在美国，不仅什么资产都可以自由买卖，而且都有很活跃的交易市场，许多种资产的流通性都接近现金。

在中国，虽然农民和其他人现在可以转让和购买某些土地的使用权，但交易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交易程序和手续非常长。乡镇房地产基本没有商业化、市场化，其交易市场基本不存在，不能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所以这些资产缺乏变现途径，是死财富，极大抑制了乡镇的消费需求。

在大中城市，虽然商品房市场越来越火热，但时下要求进一步限制房产交易的呼声很强，要求加强管制，增加交易税和房产税，为交易设置各种障碍。如果真的这样，那必然把中国目前最具流通性的资产又变成死资产，割断消费跟这部分财富的联系，压低城市的消费水平。

我们中国人只花今天和过去的钱，我们很不情愿，也很害怕，总是想着存钱。相反，美国人不仅花今天赚的钱，而且还预支未来的收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失业保险、消费金融还比较欠缺，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敢存更多的钱，而在美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其金融和保险都非常发达。

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性资产仍然以公有制为主，土地是国有，甚至连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单位所有。在众多管制下，许多资产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程度仍很低，这些制度安排使人们无法从资产升值中感受到好处，人们的财富感里不可能包含任何土地、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的成分，这些资产的升值自然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在美国，几乎所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而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商品一样自由交易。特别是通过资产票据化、证券化的交易，而不是实物交易，美国的证券与金融市场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很高的流通性，这不仅使美国家庭的财富很“活”，各种财富都不是“死”的，而且使他们感到更富，所以就更愿意提前消费。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钱

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并不完全是因为缺少“物”，而是因为当时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物”可以通过市场换取“钱”，也没有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变成太少。因此，在当时，张三本可以有“东西”，一双手和很多时间，但他没有“钱”。农村“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差时，成年人要带一袋米、菜、被子、席子等。而不是“钱”。也就是说，当时有东西要，但是没钱要。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褥，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1978年后，随着市场化改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种农产品、制成品、劳动力、房地产等。，而市场的交易自由度也在逐年增加。无论是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钱来支付。对“货币”的需求上升了，自然，“货币”的供给也必然上升。

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

然而，“钱”的原因更多。一方面，货币化的兴起催化了人口流动和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给不稀缺，张三可以先把自己的粮食、蔬菜、家禽在当地市场上卖掉，换成“钱”再去出差，然后用“钱”代替“东西”去出差。每次去目的地餐厅或酒店，他都可以用现金支付。当然，今天你甚至不需要带现金。信用卡更方便，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也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是人口流动和对外贸易的根本催化剂。

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褥合算。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加深。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对外贸易的兴起反过来又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刺激了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不远行、不出门，需要的钱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权重就会很低。但是，一旦长途旅行盛行，异地就业越来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钱”与经济产出的比例也会更高。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不上升，每年人口流动性和异地就业的增加也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更不用说GDP的快速增长了！这种因实际需求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货币化”的另一个催化剂。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发展迅速。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1978年，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1.3%，但2002年仅为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验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必然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一切都需要钱”！这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说明中国人对自然更自私自利，而是工业化、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和工作性质的必然。

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得有因”。

为什么中国很多人钱多，感觉不富裕

正在经历的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转型也在给中国带来很多钱。具体讲，就是原来许多通过亲情关系、友情关系所实现的隐性经济交易和隐性保险信贷投资交易，都逐步被显性的市场交易取而代之，被直接钱化、金融证券化了，其结果必然使中国的钱和收入大大增加，同时当然也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挑战。原来由亲情、友情实现的互助互惠式隐性金融交易被钱化之后，如果替代性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投资产品又无法跟上，中国人在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更感到不安，这不仅使中国的内需无法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依赖出口，也让中国人的幸福感下降。

家族纽带实现的隐性交易逐渐被市场所取代。在市场规则和信用交易担保体系不发达的社会，人们主要依靠血缘建立的家庭和家族作为跨期空利益交易的场所，或者家庭和家族是隐藏的内部金融市场。在中国传统社会，血缘是这些家族和家族内部利益交换的信用基础，儒家“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是信用交易的具体文化制度保障。“孝”文化是这个个人未来生活保障体系的别称。

“养子防老”，亲戚间“礼尚往来”，生老病死时的相互帮助，这些都是保险、养老、信贷、投资等的具体实现形式，“血浓于水”的信念是用以强化这种体系的信用基础的文化价值。这些当然都是不能称作“利益交换”的跨时空经济交易活动，是只能做但不能这样说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些经济交易所创造的价值从来不能以货币单位计算，没有被“钱化”，自然没有记入GDP之中。家庭、家族之内的经济交易或者说“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再多，这种价值交换由于没以钱来核算，人们自然不会感到“钱多了”。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文化价值观的转变，金融市场上原本由血缘和亲情实现的隐性金融交易正在被显性金融交易所取代。原因有几个:第一，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比如，出生在江西但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人口流动后，血缘、亲情提供的经济保障和互助功能越来越不可靠，必须更换正规的金融交易产品；第二，实行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得单纯的家庭和家庭养老体系无能为力，尤其是人均寿命的提高，使得年轻夫妇很容易要为最后两代12位老人的生活负责。因此，以血液为基础的保障体系的效果越来越低；第三，在文化价值上，中国人越来越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独立，尽可能把未来的生活保障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各种金融品种的组合，提前设定各种未来的经济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独立。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依赖金融市场，而不是只依赖家庭、家族达到保障未来生活的目的，这当然也使中国的市场交易额大大增加，钱自然也多了。

通过友谊实现的交易越来越被市场所取代。除了血缘关系，朋友网络是另一个可以为信用交易提供支持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小规模利益交易系统。以前张三因为要出门，要搬家或者带大件行李的时候，可能要找朋友帮忙。朋友经常打电话，不要报酬。自然，他不会用钱支付。但是，朋友之间有一个隐含的共识或默契，那就是当这次来帮忙的朋友下次也想搬家或带行李出门时，张三也必须随叫随到。

同样道理，张三生病发烧不能起床时，他的可靠朋友会带他去医院;但是等他的朋友生病时，他也必须提供帮助。张三如果一时缺钱，朋友可能会帮忙，但当朋友有类似需要时，张三也必须以类似帮助去回报。

上面提到的友情帮助，表面上不是经济交易，而是友情，实际上是隐性的跨期空利益交换，具有投资、保险或信用的经济功能。市场越不发达，这些隐性利益交换就越普遍。通过家庭和友谊进行跨时间的利益交易是传统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些交易不需要钱，但却是典型的经济交易，从而让传统社会“钱少了”。

到今天的中国，许多这类交易也被市场交易显性化了，被“钱化”了。比如，中国现在有许多搬家公司，张三搬家不必找朋友，而是更愿意花钱找搬家公司;暂时缺钱或者要购房子等大件时，可以找信贷机构;去火车站或机场时，不必找朋友送，而是找出租车;外出旅行时，不必找朋友家住，而是更自在地住在酒店，“在外靠朋友”原来是市场不发达的结果!

这样，我们中国人过去打着友谊的旗号从事的许多“经济活动”今天都被一个个市场化了，以至于许多本来没有收入意义的友谊“经济活动”今天都以“钱”结算，直接贡献了大家的收入，个人收入也会因此增加，个人也会“钱多”；在国家层面，为了支持市场化的兴起，货币供应量也必须增加，这很容易导致明显的“流动性溢出”。

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过去是隐性的经济活动今天被“钱化”之后，每个人的“钱”收入当然会增加，但这种新增的收入只是表面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收入增加，因为这类收入和投资原来就有，只是没有被“钱化”而已，是隐性的。

今天，随着市场发展的深入，这些经济活动已经被市场所取代，同样的经济交易也变得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钱包鼓鼓的时候不一定会觉得自己更富有。原因是市场发展后“什么都需要钱”。

原标题：《陈志武：为什么钱多了，许多人却并不感到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