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 史林｜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

“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知识人不得不批判在西方社会中日益猖獗的黄祸论及其相关的人种歧视言论。但如果将黄祸论放置于东亚内部的言论空间中考察，则会发现日本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而是将其利用并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帝国人种秩序。

命令

有关黄祸论的定义，可谓不甚枚举。比如平凡社的《大百科事典》认为：“是黄色人种终将给世界带来灾害的言论。它最早的提倡者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后，他联合俄国反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并命令画家赫尔曼・库纳克斯绘制了着名的《黄祸图》，……黄祸论随即在欧洲传播开来。”

die gelbe gefahr

由上可知，在百科事典的解释中，黄祸论往往被定义为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西方列强为了打压日本崛起的外交政策。但是，这样的理解过于强调国际政治的因素，忽略了西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人种主义思想背景。因此，桥川文三主张：“是白色人种对黄色人种的恐惧、憎恶、不信任以及蔑视的感情，……是西方人种主义不断形成的复杂心理中，所具有的历史最为悠久，最为庞杂的人种主义‘神话’”。 黄祸论的形成是历史上“把欧洲与亚洲的对立看成是黄白人种的对立”的结果，与“以东方压迫西方、东方进攻西方的心理图景”紧密相关。

川上文三的黄祸故事

桥川认为东西对抗的历史记忆对黄祸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黄祸论与西方人种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更为详细的论证。有关这一点，德国学者哥尔维策尔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黄祸论是近代帝国主义的特殊产物”，是帝国主义时代，即18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并发展的政治口号。这一时期内，由经济学、地缘政治学、人种学、人口论以及统计学等等新学问所构成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催化作用。

威特泽尔哥的《黄祸》

虽然哥尔维策尔批判黄祸论，并把它断定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但英国历史学家基南却对黄祸论抱以“同情之理解”。他认为：“对欧洲人而言，黄祸论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威胁。每当想到在中国已经生活着的巨大规模的人口，加上即将涌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欧洲人就不禁觉得恐惧不已。在欧洲人看来，亚洲人口的泛滥会给世界带来灾害。欧洲人只能凭借技术上的优势与亚洲人对抗。”因此，“黄祸论，与其说是经济或者军事上的威胁，倒不如说是异族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欧洲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惧感”。

基南的观点是基于欧洲人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试图找出黄祸理论形成的合理因素。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欧洲人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性不能为黄祸论的种族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辩护。事实上，克南越南越是强调欧洲的特殊性，就越容易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相反，在西方思想史上，赛义德将黄祸论归因于东方主义。众所周知，赛义德从认识论上批判东方主义者区分东方和西方，强行规定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下，东方常常被描述为停滞、不合理和专制；它与进步、理性和民主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赛义德认为:

归根到底，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

赛义德在这里强调的是，在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中，西方人已经先验地将东方定义为“劣等”和“可怖”，所以在此基础上，才会有一个生动的黄祸历史形象。赛义德的论述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共鸣。例如，罗福辉指出，“黄祸论”是19世纪后期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诽谤和污蔑的核心话语之一。”周宁还认为，“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最终把‘野蛮的中国人’的想象演绎成了‘黄祸’的概念，而造成‘黄祸’恐慌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和心理。最重要的是种族主义思想。”“这场‘黄祸’恐慌往往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周的研究指明了西方的黄祸论诞生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土壤之中，并且是使西方侵略中国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但是另一位学者杨瑞松却指出，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并非西方人单方面的“贡献”，也包括中国人自身对黄祸论的误解。杨在调查了清末民初的文献资料后认为，尽管西方人恶意地使用黄祸侮辱中国人，但中国人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称呼，甚至还把它发展成为“黄祸英雄像”。正如清末的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口号“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所象征的一样，中国人自己主动选择了黄祸这一称号。

与上述中国学者执着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功过是非不同，日本学者饭仓章的研究着眼于黄祸论中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之处。即，“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真的是劣等人种，得不到现代文明的恩泽的话，就不应该具备任何威胁的能力。……但是，在人种等级中被规定为下等的黄色人种日本人能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其本身就说明人种主义的矛盾。如此看来，日本在近代世界史中的登场，可以说是突破人种主义等级秩序的重大事件。” 因此，在黄祸论研究中，饭仓认为日本是无法用西洋人种主义解释的“例外主义”国家。

与上述中国学者执着于帝国主义与民族学的优劣不同，日本学者二仓章的研究重点是黄祸论中帝国主义与民族学的矛盾。也就是“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真的是劣等种族，得不到现代文明的恩惠，就不应该有任何威胁的能力。”。.....然而，在民族等级中被定义为劣等的黄种人却可以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强国之一，这本身就显示了民族学的矛盾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的首次亮相，可以说是一次突破种族主义等级秩序的重大事件。”因此，在黄祸研究中，二仓认为日本是一个无法用西方民族学解释的“例外主义”国家。

饭仓篇《黄祸论与日本人》

饭仓的研究把同样被视为黄祸的中国与日本区分开来，强调日本在人种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这一点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是，饭仓的结论，即“日本例外主义最终演变成大亚细亚主义，导致了日本人自认为自己是指导民族，负有解放亚洲的责任，酿成了悲惨的结果”，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在考察黄祸论之际，如果用黄白人种对立的图示加以考察之，日本的确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以东亚内部秩序重构的视点考察之，日本对周围同样是黄色人种国家的歧视却被日本例外主义忽略了。

与二仓对黄祸理论的理论批判不同，光步泉的最新研究侧重于黄祸理论对近代日本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但他将黄祸论解读为“完成了现代化的日本，联合中国，带领黄种人侵略欧美国家”，既缺乏“日本民族学论”形成的内在逻辑，也未能凸显日本帝国主义重建东亚秩序的野心。但正是这种视角的缺失，才让人认为日本是在三国介入之后，才不得不在黄祸论的压力下走向侵略性的亚洲主义。然而，在三国介入之前，日本的民族学已经隐含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性。因此，分析日本与黄祸理论的关系，离不开明治以来的民族学语境。

一 “黄祸论”与明治日本的“反人种主义”再考

如上所述，黄祸论是基于人种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抢占远东地区的殖民地而提出来的政治口号。基于这样的理解，日本的先行研究一般着眼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是如何抗拒外压，维持自己的国家独立。比如，桥川文三分析了森鸥外、田口卯吉、高山樗牛等知识人，认为他们“冷静地批判西方的人种哲学”，“具有一种资本主义开明化的倾向”，他们的言说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而非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等等。此外，山室信一以田口卯吉为例，认为他在反对黄祸论的时候所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不论多么奇特，就以往日本人把‘亚洲人种’与‘黄色人种’相对应并且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这一点而言，田口卯吉做出的是批判性的回应。”山室还认为森鸥外是明治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反人种主义”知识人，森的《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以讽刺和愤慨的态度对人种主义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如上所述，黄祸论是以民族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是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夺取远东殖民地而提出的政治口号。基于这种认识，日本以往的研究一般集中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日本是如何顶住外部压力，保持民族独立的。比如桥本文三分析了森喜朗、田口茂纪、高山穗牛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冷静地批判西方民族哲学”，“有资本主义启蒙的倾向”，他们的言论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不是狭义的民族优越感”等等。此外，以田口牧野为例，山村新一认为，“无论日本人种的雅利安起源有多奇怪，田口牧野都对日本人过去对应‘亚洲人种’和‘黄种人’的事实做出了批判性回应，并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山本也认为森喜朗是明治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反种族主义”知识分子，森喜朗的《民族学哲学大纲》和《黄祸大纲》以讽刺和愤慨的态度对民族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高山牦牛

然而，以上的研究成果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在黄祸论的高压下，我们也看到了读卖新闻主编高田早苗论述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紧迫性。高田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文明化理论具有欺骗性，但是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如今大多数国家都极力走向帝国主义，那么日本也应该走向这条现实主义的道路。此外，以近卫笃麿为中心的东邦协会呼吁“同人种大同盟”，积极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但其理念最后还是沦为了侵略与奴役亚洲各国的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日本在三国介入后对黄祸论的态度其实是复杂的，绝不能用“民族学”和“反民族学”的二元对立方法来概括。事实上，随着中国北海道的发展，琉球的吞并和台湾省殖民地的管理；而在国际上，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处于从“民族国家”到“帝国主义”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引进的“民族学”概念在明治日本的国内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应“民族国家”建设的要求，日本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对以“阿伊努人”为首的各人种进行强行的学术界定，各式各样的“日本人种起源论”假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型。正如富山一郎所指出的一样，“此时期以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为中心的日本人种论是与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等学科一样，担负着重新创造‘日本人’的历史任务。在这种带有暴力性格的帝国‘知学’系统中，一方面把对西洋人的劣等意识转化为了对自国阿伊努人等少数民族的优越意识，另一方面，也开始为改良全日本人种的劣等性而努力。”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理解由高桥义雄撰写，由福泽渝吉作序的《日本人种改良论》。

另一方面，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国际舞台上，国力的强弱往往被解读为种族的优劣。比如为帝国主义统治世界辩护的“白人优越论”，坚持白人必须取代那些无知的劣等种族，他们只有被统治的命运，即使他们使用暴力。事实上，在辽东半岛与日本的竞争中，德国人提出的黄祸论正是基于上述“白人优越感论”的观点。“白人优越论”和“黄祸论”，作为西方人的自知之明，是他们民族学的体现。

同样，就明治日本与黄祸论的关系而言，如果不梳理其自身的人种论的历史脉络，就不能描绘出其对抗黄祸论的真实图景。不能把“反人种主义”理解为日本反对黄祸论的前提条件，而应从日本人种论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人种概念的使用不仅仅与日本的对外认识相关，更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紧密相连。在白色人种优越，黄色人种野蛮，这样简单地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与文明开化的程度直接相对应的人种优劣论中，日本人一方面表现出了对白色人种的劣等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对其他黄色人种的优越感。就甲午战争以前的亚洲形势而言，与其说是与白色人种对抗，不如说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对抗成为更为切实的课题。因此，对中国的危机感与恐惧往往转化成了蔑视与歧视。原本是对抗黄祸论的大亚细亚主义，最后沦为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确认。以下，本文重点探讨在黄祸论的言论中，日本知识人如何利用人种论以重构其在东亚内部的帝国秩序。

两位日本知识分子对黄祸理论的批判

1.森鸥外：卫生学与人种主义

1903年，在即将奔赴中国东北战区前夕，森鸥外作为帝国陆军第二军军医部部长连续发表了两场有关欧洲人种主义的演讲，即《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这一方面显示了森对人种・黄祸问题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种歧视已经成为“此时代最为紧要的问题”。虽然森的演讲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但他在演讲开头就表明“对黄祸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从十年前就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我们也必须回顾此十年期间的各种历史情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首次成为列强的日本军人的体验。一般而言，日本成为西方的同盟国，理应对西洋人抱有信任感，但是，森却呼吁对西洋人保持警惕。他在一篇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演讲中强调，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兵主要是通过书籍、洋人教官、留学生以及旅行者与西洋进行间接的接触。但是，在北京的战场上，上至军官下至兵卒，都可以与西洋人进行直接的接触。而如今，面对道德败坏的西洋军人，正是日本人打破对西洋人无限推崇的最好时机。

1903年，在赴东北战区前夕，森喜朗作为帝国军第二军军医部部长，先后发表了《民族学哲学大纲》和《黄祸论大纲》两篇关于欧洲民族学的演讲。一方面表现了森对种族黄祸问题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种族歧视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森的演讲虽然恰逢日俄战争爆发，但在演讲之初，他就表示自己“长期研究黄祸论”，“收集了十年前的各种材料”。因此，我们也必须回顾这十年间的各种历史情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成为大国的日本士兵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经历。总的来说，作为西方的盟友，日本应该对西方人有信任感，但森呼吁警惕西方人。他在一次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演讲中强调，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士兵主要通过书籍、外国教官、海外留学生和旅行者与西方进行间接接触。但是在北京战场上，从军官到军衔的人都可以和西方人直接接触。如今，面临道德败坏的西方士兵正是日本人打破对西方人无限敬仰的最佳时机。

1903年，第一版《民族志哲学大纲》现藏于同志社大学神学博物馆

众所周知，在八国联军中，特别是德国与俄国军队，在北京战场犯下抢劫、纵火、强奸等大规模的暴行。但是由于日本人是第一次与西方列强同盟，日本政府视之为“开国以来之首”的重大事件，强调“野蛮之行为有损帝国之威严”，勒令日本士兵“果敢奋斗以示各国军队”，“以身作则，严守军令军规”等等。结果，由于日本兵在北京战场上亲眼目睹了西洋兵的种种暴行，以往理想化了的西洋人形象随即坍塌。日本报纸也对战场的暴行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特别是俄罗斯人残酷地杀戮与掠夺的形象被广泛地宣传。由此，“恐怖的俄罗斯人”形象随即根植于日本人心中。比如，当时伏病卧床的中江兆民就记载道：“新闻报纸上时常刊登恐惧俄罗斯的文章”，“尤其是政府过度地恐惧俄国人”。“西洋人的物质学术，虽然让人钦佩，但是西洋人的义理却并不足畏，实则远远劣于我国。”在中江看来，西洋人的道德其实并不如他们自身所宣传的那么高尚，所谓文明，也仅仅是物质之术而已。

森鸥外

在《黄祸论梗概》中，森鸥外同样对西洋人的道德持批判态度。

最近，“黄祸”一词被创造出来了。众所周知，在北爱辉，俄国人赶走了5000清人，在黑龙江岸边大肆屠杀，侵占了南方的旅顺、大连，强行租界辽阳，令人发指。

“人道”“国际法”原本是西洋人的理论，森却借此来批判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暴行，打破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此外，森认为黄祸论不过是日俄战争的宣传而已。“战争于我不利，白人的黄祸论则会处于萌芽状态。而我军若是高奏凯歌，白人则会借此打压我军胜利果实。”“我们胜利了，就会成为黄祸；而我们失败了，则成为了野蛮人。”森可谓是一语道破了黄祸论的双重标准。因此，他批判明治政府长期追随欧美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我们日本人虽然与白人并肩作战，但是一般的白色人种对我们一直抱有戒心，与白人的斗争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对于西洋人而言，日本才是他们的“当面之敌”。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森才指出“即使并不情愿，我们日本人也必须站在白人的对立面”。

1904年，第一版《黄祸大纲》现藏于佟社大学伊玛德加瓦图书馆

与以外交政策为中心的《黄祸论梗概》不同，森的另一篇题为《人种哲学梗概》的演讲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西方社会中最早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提倡者，法国历史学家戈比诺。他的《人种不平等论》是欧洲18世纪以来人类学、东方学、社会学、语言学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此书最早使得整个欧洲庞杂的人种思想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戈比诺被视为是“现代人种主义之父”。其核心观点在于人种按优劣依次分为白色人种、黄色人种以及黑色人种，各人种之间有着不可逆转的生理及心理特征。白色人种中至高至善者为雅利安人种，是唯一开化的人种，这源自其特殊的血统。其他人种都只能靠与雅利安人种的混血才能被文明化。

面对戈比乌德的“种族不平等理论”，森在演讲中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反驳。首先，森认为戈比诺德的民族学哲学是一种自我吹嘘，只是“一时轰动”。“就像人们最初认为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理论是正确的，后来又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创世纪是正确的一样，现在以雅利安人为中心的民族学迟早会自我断裂。”其次，森以明治维新为例，指出了戈比乌德民族哲学的荒谬性。他讽刺地说:“如果戈比纳德伯爵现在看到中国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就，他也会说日本人有雅利安人的血统。”最后，森的批评不仅停留在西方人身上，还批评日本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西方民族学。比如，对于主张“日本人种雅利安血统”的田口茂治，森严厉批评，“作为学者，不应该如此浅薄轻率。”

先行研究往往凭借以上《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两篇讲稿就认为森是明治年代“反人种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知识人。但是并没有考察作为军医，一位科学工作者的森鸥外的人种观。事实上，在森写给陆军军医的指导性着作《卫生新篇》中，森对人种问题给与了特别的重视。这源于他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德国以新科学之名兴起的“人种卫生学”的强烈兴趣。他先在《卫生新篇》的《总论》中强调“人种卫生学之目的，在于防止人种之退化”，随后又专写论文《种族》，对“防止人种之退化”展开了具体的论述。森认为方法有二，其一在于“数量的存续”，其二在于“质量的存续”。所谓“数量的存续”是指“并不需要全人类整体都增殖，而是应该让优等人种增殖。且要减少弱者的繁殖。”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森基于一种“适者生存，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主张只给强者生存的机会。本来社会进化论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黄种人也是奴隶制的对象，但森却悄悄将白人和黄种人划分为“优越种族”，从而化解了这一矛盾。

其次是“质量的存续”，其作用在于“防止遗传基因的退化。” 森列举了一些科学上行之有效的事例，比如“生育期间男女皆应该戒酒”，“男子五十五岁以上，女子四十岁以上应该减少生育”等等。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禁止人种间的通婚也被森当做防止人种退化的手段。他认为，“在非洲，白色人种正在积极实行这一政策。比如德国人就禁止与非洲的土着人结婚，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混血”。

因此，尽管在《民族学哲学大纲》的演讲中，森严厉批评了戈比诺德的混合种族退化理论。然而，我们在《健康新篇章》中发现，森本人其实是一个种族不平等理论家。“虽然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混血儿优于聪明的黑种人，但其繁殖力远不如白种人。白人和铜族混血儿也是如此。”森清楚地将黑人种族划分为劣等种族。不仅如此，他还给出了科学证据:

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渐渐得势。黑色人种却日益困苦。人种间的优劣之分在于其天才的多寡，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

正是“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这样的西方生理学的标准，构成了森鸥外人种优劣观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森鸥外批判人种主义的局限。即，森一方面反对西洋人对黄色人种的歧视，但是对构成西方人种主义基础的生理学、卫生学并不抱有任何怀疑。不仅如此，他还借用同样的人种主义原则，对黑色人种表现出赤裸裸的歧视。事实上，森鸥外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他的两场演讲仅仅是日俄战争期间的特殊产物。森鸥外真正的人种主义思想暗藏在其卫生学所体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原则中。

正是西方的生理标准，如“与眼周的距离”和“血清组合的单复数”等，构成了森鸥关于外来物种优劣的观点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森喜朗对种族主义批判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森一方面反对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但他对构成西方民族学基础的生理卫生并没有任何怀疑。不仅如此，他还用同样的种族主义原则来表现对黑人赤裸裸的歧视。事实上，森喜朗并不是真的反对种族主义。他的两次演讲只是日俄战争时期的特产。森盖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隐藏在他的卫生学所体现的科学主义原则中。

森喜朗《种族》论文手稿中的“防止退化”一节藏在海鸥纪念馆。“健康新篇章”，《海鸥全集》，第32卷，第2卷

2.田口卯吉：“脱亚论”的虚实

在黄祸论的研究史中，田口卯吉在日俄战争初期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常常会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人们一般会将“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归结为田口在早年的文明史论系列作品《日本开化小史》和《支那开化小史》中所体现的“脱亚论”精神，并认为“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是人种学意义上的“脱亚论”。但是，也有人认为田口的人种论与早期文明史论的关系并不明显，而是与内地杂居论紧密相关。在田口有关内地杂居的论述中，他提倡“日本人多民族混合说”，鼓吹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呼吁日本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

在黄祸论研究史上，日俄战争初期田口茂纪提出的《日本人种的雅利安起源》往往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人们普遍将“日本人种的雅利安起源”归结为田口早期著作《日本文明史》和《志纳文明史》所体现的“去亚洲论”精神，认为“日本人种的雅利安起源”是民族学意义上的“去亚洲论”。但也有人认为田口的民族学与早期文明史理论的关系并不明显，而是与大陆杂居论密切相关。田口在关于大陆混居的论述中，主张“日本多民族混居论”，主张文明化和工业化，呼吁日本采取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

田口茂吉

但是，以上只是田口对政府人种政策的具体看法而已，实际上，他对日本人种起源问题的关心是受到了当时以侵略朝鲜为目的的“日鲜同祖论”的影响。 在明治日本，“日鲜同祖论”并不是一项单纯的历史学研究工作，而是与大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紧密相连的侵略意识形态。正如其代表人物，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科星野恒教授所总结的一样，“日鲜同祖论之论旨，在于我版图之伸缩”。也就是说，通过日本人与朝鲜人属于“同种同祖”这一历史学的发明，原本是日本帝国对朝鲜的侵略扩张，就可以美化成为“祖国的统一”。这一历史逻辑深深地吸引了田口。

田口并不完全赞同“与日本共享祖先”的理论，但他对日本种族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居制与内地杂居》中，田口说:“研究历史后，我发现日本人种应该起源于土耳其和匈奴。有很多证据。”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田口主张的是“日本匈奴的起源”。他进一步谈到原因:“人们常常以波斯人和希腊人、印度人和英国人为例，认为亚洲人种远不如雅利安人。但是人们不知道历史上土耳其入侵欧洲，匈奴打败了奥地利。他们曾经单独对抗欧洲国家。今天的欧洲远不如土耳其和匈奴的势力。”因为这一历史发现，田口立即得出结论，与土耳其和匈奴同属一个种族的日本人，“在技能、学术、工业和农业方面，绝不会输给雅利安人。”

田口提出的“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一方面的确是因为他们曾攻占欧洲的历史功业，从这一点来看可以为日本人种优越论寻找历史资源；但另一方面也绝不限于此。事实上，田口提出“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之时，正值甲午战争中日本完全制服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之际。赔款、割地等各式各样的战后安排已经在日本国内广泛讨论。田口撰写的《媾和之条件》一方面提倡为了压制清国对日本的复仇能力，应该最大限度地索取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就割地而言，与大多数人要求的台湾及辽东半岛不同，田口主张割占以吉林、盛京、直隶为主的东三省。不难发现，田口提出的“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论”是与其割地要求紧密关联的。

《马关条约》缔结后，田口立即起草了《论日本民族》一文。其中，他认为匈奴是“一个勇敢的民族，虽然受到志那史学家的贬低”，认为“其中有一个人远赴欧洲，利用罗马的衰亡来攻打城市。如今，奥匈帝国武威兴盛，但其祖先却起源于匈奴。”田口强调，“就语言和习俗而言，我的日本族和匈奴族其实是同一个种族。匈牙利和土耳其是我的同胞。我们的种族应该与匈牙利和土耳其携手站在世界上。”。田口的民族学以战胜中国为契机，体现了走向世界舞台的大日本帝国的理想形象。

但是，让田口深感意外的是，马关条约缔结不久后德、法、俄为了打压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崛起，采取了三国干涉的强制措施，使得日本不得不吐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德皇打出了“黄祸论”的政治口号，并呼吁“对抗日本！保卫欧洲的利益！欧洲大联合！”

如前所述，黄祸论虽然有复杂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外敌入侵欧洲的历史记忆。尤其是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奴和蒙古对欧洲的入侵，对欧洲黄祸的认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田口提出的“如果其他种族对我匈奴造成伤害，我应该以匈奴的雄姿战斗到底”的口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无疑已经过时。田口意识到黄祸理论的压力，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种族的起源。

1904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黄祸论再次成为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田口为了消解黄祸论给日本带来的外交压力，出版了《破黄祸论：一名日本人种的真相》一书。该书认为，“与其说日本人是黄祸，不如说在历史上被匈奴、鞑靼人以及蒙古人种征服过的俄罗斯人才是真正的黄祸。他们身上有着野蛮的蒙古人血统，现如今又要占领满洲地区，破坏世界的和平。因此，真正的黄祸是俄罗斯人。”另一方面，田口在此书中对此前的人种论进行了修正。他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日本人种并不起源于匈奴人，而是雅利安人种的一支。田口认为，“从语法上来说，拉丁语、希腊语、梵语与欧洲诸国的语言相去甚远，而与我日语类似”。“西洋的语言学家自称为雅利安人种，却把我人种贬低为图兰人种，实则本末倒置，谬误至极。” “现如今梵语的语法仍然无暇地保留在我日语中，我们其实比欧洲人更加接近雅利安人种。” “把日本人贬斥为黄祸实为不解事实真相的无稽之谈”。事实上，不难发现田口是在意识到了黄祸论的外交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日本人种匈奴起源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田口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带有一点外交论的色彩。

1904年，第一版《破黄河》现藏于佟舍社大学人文研究图书馆

但是，田口奇特的言论随即在日本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比如语言学家新村出就认为田口的“语言学论证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在学问道德上亦欠考虑”，“其谬误是根本的谬误，而非一时一处的谬误”。原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也斥责道：“雅利安人种的血统就如此可贵吗？我深表怀疑。不论如何我日本人种绝非雅利安人种。”森鸥外也认为田口的言论浅薄无知，不值一提。

各界对田口的批评，既批评了他的学识，又维护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基于上述原因，田口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回应。1905年2月，田口在历史研究会作了题为“日本种族研究”的讲座。田口坦言，“日本人种起源的研究不是一次性的事件”。然而，田口认为，这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西方人总认为雅利安人是优越的种族”，但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他们开始意识到黄种人的力量”。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田口不再坚持“日本雅利安种族的起源”，而是认为“随着我们帝国的伟大成就，创造这样一个民族的祖先一定是历史上有名望的种族”。事实上，田口回到了“日本匈奴的起源”。他总结道:“他们最早是从印度、波斯和土耳其来到北支纳，汉初成为匈奴人，其中一部分人能够渡海到日本。”过去，田口茂纪作为“离亚论”的代表人物，最终将日本种族的起源定在了亚洲大陆。由此可见，田口的民族学与其说是“去亚洲化”，不如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向大陆侵略扩张做理论准备。

综上所述，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与“匈奴人种起源说”之间的摇摆不定，其实是反映了在黄祸论的外交压力下，日本人自我认识的矛盾。一方面日本人需要依据西洋的人种理论寻求自身民族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并不完全屈服于西方人种论的压力，企图重新建立日本帝国自身的人种等级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田口卯吉成为了日本人在自我认识的谱系上，由劣等人种转向优等人种的关键人物。

3.高山牦牛:走向大亚洲主义

一般而言，明治维新以来，大亚细亚主义在日本民间一直具有重要影响力，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后陷入低潮期。但是，三国干涉后，在黄祸论的刺激之下，大亚细亚主义再次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而在这一时期，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太阳》杂志主编，高山樗牛对人种问题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高山对人种问题的关注最先并非起因于割占辽东半岛及其所引发的三国干涉，而在于日本的另一块新殖民地台湾与日本国体论的关系问题。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直致力于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民族体育理论作为整合民众的思想工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所谓的民族体育理论强调历史上皇帝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状态论”。它拒斥西方国家以契约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皇帝与臣民的关系是完全归化的亲子关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日本人把“国家”视为“家”的延伸。在以天皇为顶点的宗法制度下，所有日本臣民都是通过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形成国家体系理论的前提只能是“一族一国”的“日本民族单一构成论”。

国体论在甲午战争以前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随着战争的胜利，就如何处理新殖民地台湾的三百多万异人种问题时，国体论遇到了巨大的危机。首先对国体论进行攻击的是日本的基督教徒。比如基督教联合会的牧师渡濑常吉就宣称“随着我帝国膨胀，就如何处理域外草民而言，国体论者顽固地执着于君民同祖的教义，有违我帝国开拓进取之精神。”渡濑担心的是，国体论者过分强调日本人种血统的纯粹性，将不利于日本帝国的海外拓展。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基督教徒攻击的是国体论的“单一人种构成论”，而并非针对天皇制。实际上，他们呼吁的是加快日本帝国的海外拓展，维护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

然而，阿尔卑斯公牛对基督徒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在《孙》杂志的社论《中国风与新版》中，他继续坚持“中国风完美，大话西游”，批评基督徒不理解“国家的真谛”。在高山看来，“国家以实权为基础，权力的强弱决定权力的范围”。但“国家”与“实权”并不矛盾，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深化。“君臣同宗，忠孝一致，是祖国观念的基础。就国家潜力的扩张而言，国家体论拒绝外力的阻力，带领被征服的新领土，这是无可匹敌的。”事实上，与基督徒相反，高山认为，正是民族体育理论所激发的强烈爱国精神团结了整个日本民族。因此，日本得以迅速走向海外扩张之路。民族体育理论并没有阻碍日本的海外扩张，反而是其强大的动力。

高山与基督教徒的对立，表面上是围绕着海外殖民问题，实际上暗含着如何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形态的问题。在日本割占台湾以及吞并朝鲜之前，对日本的国家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与“日本人种混合构成说”两种论调。这两种言论虽然相互对立，但对于明治的政治家以及知识人而言，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解释空间。就“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而言，它为日本从一个藩阀割据的幕府体制迅速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理论资源；就“日本人种混合构成说”而言，它为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殖民扩张，把殖民地的异族人同化成日本臣民提供了理论资源。二者的对立，是日本帝国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但是，“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在日韩合并的1910年以后基本上就难以维系。这是因为，在此之前，虽然“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认为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琉球人以及台湾藩人等等因为人数过少的原因不足以对国体论构成威胁，但日韩合并以后，将一千万以上的朝鲜人并入帝国境内，占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巨大的异族人口规模使得继续坚持“日本人种单一构成说”变得毫无意义。

其实，高山也看到了国体论与日本帝国海外殖民之间的理论困境，开始探索新的解决方案。不同于基督徒对国风理论的直接批判，高山选择通过研究日本神话为海外殖民寻找新的理论基础。1899年3月，高山在《中央民意》发表《布兰登卷的神话与历史》一文，详细论证了日本种族的起源。他认为，“日本民族古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伊祖莫民族和天孙民族的故乡在哪里？”高山认为《旧历》神话中有许多与海和岛屿有关的形象，因此他得出结论，日本种族自古以来就应该来自海洋。他进一步认为，“云韵和天孙民族的故乡在南太平洋”。这有四个原因:第一，日本海的潮汐是由南向北的。因此，高山认为“日本民族的迁徙只能顺应潮流，经由台湾省和琉球群岛进入日本”。其次，布兰登卷中描述的北方自然现象很少。第三，高山认为《古代史》的神话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神话非常相似。因此，高山假设“南太平洋的民族应该与日本民族有更多的业力”。第四，高山认为《古代史》明显受到印度吠陀神话的影响。

高山的神话研究一经发表，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争论起神话学研究的方法及意义,然而，高山对此却完全不感兴趣。他继而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人作为殖民的国民》的论文，在此前神话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开始鼓吹日本的海外殖民扩张。他谈到，“日本人应该把海外殖民当做自己的天职”，“因为吾人祖先作为殖民的民族，在历史上留有丰功伟业”。“日本民族的主干，天孙人种及出云人种都是越洋而来的殖民人种，原本就是雄心勃勃的冒险民族，从历史上的神武东征以及三韩讨伐来看，征服者的国民意气风发，蔚然可见”。由此，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殖民扩张，高山把它归结于“民族的特性”。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山的神话研究其目的在于论述日本海外殖民的正当性。

当然，也值得注意的是，高山的“南洋倭族起源”是日本帝国以吞并朝鲜半岛为目的的“北进论”遭遇重大挫折后的事情。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但是，由于三国的干涉，日本的“北进”政策一时难以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管台湾省”为口号的“南进论”路线逐渐浮出水面。正如当时参议院的宋芳大法官所说，“中国目前的战略在于守北向南，巩固南方作战的基础，为国家制定百年大计。”此后，以与俄罗斯协调为基础的“守北进南”理论逐渐成为明治政府的指导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山以“归故里”的方式提出的“南洋日本人种的起源”不得不说为明治政府的“南进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山虽然在以“海洋”为中心的“南进论”中积极主动地配合明治政府，但是，在以“大陆”为中心的中国局势中，高山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正如在甲午战后“卧薪尝胆”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一样，日本举国上下选择了为复仇而积极做准备。高山一方面基于神话学的研究，积极地鼓吹“南进论”，另一方面，开始用“人种斗争”的方法研究“世界文明史”，以对抗西方在东亚的扩张。

虽然它被称为“世界文明史”，就像研究神话一样，它的目的仍然在于种族。正如高山自己所说，“民族研究是当代史学研究的紧迫任务”。虽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明治政府极力打压中日之间“同类同堂”的亚洲言论，将侵华行为解读为“文明与野蛮”的对抗，但在三国干涉和黄祸论的压力下，以“民族对立”为轴心的外交谅解再次浮出水面。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山迅速向“智人大联盟”的大亚洲主义靠拢。在社论《远东问题是种族竞争》中，高山感叹道:

如今回首日清战争，吾人不禁扼腕长叹。此前吾人以义战之名给予支那帝国以沉痛打击，实则吾人可悲之处。支那莫非与我帝国同属同一人种之最后帝国耶？图兰人种国家，在远东以外皆为雅利安人种所杀掠。吾日本与支那帝国，乃世界最后之图兰人种国家。应相互拥护，相互提携，命运与共。支那与吾人为同胞。呜呼！置支那于半死之吾人，岂不自断手背耶？余念于此，吾人所夸耀之日清战争，实则远东之奇祸，图兰人种之大不幸。

原本被视为“正义之战”的甲午战争，变成了“远东的奇灾”和山里的“图兰人的大不幸”。被日本人鄙视的“遗民”现在成了“唯一的同胞”。事实上，在黄祸论的刺激下，高山对外交的理解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他早年并不执着于民族风格的概念，而是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不在于理想、人性，而在于利益。如今，种族竞争是最大的兴趣。”他批评日英同盟，“国民！不同种族的联盟很难维持！”他羡慕俄罗斯人主导的泛斯拉夫运动。“大斯拉夫运动引人注目，包括巨大的土地、风俗和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感。”他呼吁日本人要有这样的自我意识，即“当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国家之一被唤醒时，它代表了图兰人在亚欧冲突中最后的希望。”

正是在这个时候，高山与福泽渝吉以来的“谢绝东方亚细亚恶友”的“脱亚论”彻底决裂，走向了与西方对抗的“大亚细亚主义”。

一方面不满欧洲列强入侵东亚，呼吁大亚洲主义，积极抵制白人；另一方面，为了日本帝国本身的扩张，特别是在台湾省和南洋，高山积极运用民族学为其提供理论资源。

结论

根据Takezawa Taizi的说法，英语中的race一词至少包含三层含义:“小写Race”、“大写Race”和“RR”。所谓“小写人种”，是指在受到现代欧美人种分类学影响之前，仅通过感官差异来区分不同地区的人种。所谓“种族”，是指以现代科学发达的分类手段，强行定义世界上所有种族的种族。所谓“RR”，是指为了广泛动员民众而被迫产生的种族。按照竹泽的理解，以黄祸论为代表的黄种人只能是“作为反抗的种族”。由于围绕黄祸论的攻防，日本和西方都最注重人群的动员效果。

就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与西洋/白人对抗，“呼唤亚洲自由”，“解放有色人种”一直被当做重要的课题而被重视。特别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作为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撤除人种歧视案”的国家，其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一直被反复强调。在这种研究视角中，反对露骨的歧视性言论黄祸论，一直被当做日本人“反人种主义”的原型得以彰显。

但如上图，明治日本在《论黄祸论》空的言论中，日本不仅反对种族主义，还利用黄祸论重构其帝国主义秩序。比如，森鸥在批判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的同时，保留了对黑人种族的歧视；田口茂纪在“与日本同祖”的基础上引申出“日本匈奴的起源”是侵略中国东北，但在黄祸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改为“日本雅利安人的起源”。原本痴迷于国风论的高山穗牛为了躲避黄祸论的压力，一方面主张日本帝国发展南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大亚洲主义对抗西方。以上种种事例表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黄祸抵抗理论绝不是简单地用“反种族主义”来概括的。既展现了日本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的曲折，也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过渡时期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