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人类 跟随斯蒂格勒 走向“逆人类纪”

法国着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于2020年8月6日意外去世，享年68岁。

斯蒂格勒被认为是“继德里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理论家，也是最重要的关于数字技术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受到弗洛伊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西芒东、德勒兹、德里达等哲学家的影响，其思想主题包括:技术、时间、个人化、消费主义、消费资本主义、技术融合、数字化、教育、政治和人类社会

在过去的几年里，斯蒂格勒时常来中国访问，并多次在同济大学和南京大学讲学。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与博士生姜宇曾就斯蒂格勒的《南京课程》一书撰写书评，并刊发于《信睿周报》第20期上。这本书是对斯蒂格勒于2016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的短期研究生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的课程讲义汇编，其高度概括了斯蒂格勒社会批判理论的搭建过程。现将书评文章再次刊出。

文/姜瑜、兰江

贝尔纳·斯蒂格勒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当代法国哲学家，其博士论文《技术与时间》曾受过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指导。不过，斯蒂格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一边承担哲学与艺术的教育、指导工作，一边进行理论研究，是名副其实的实践型思想家。进入21世纪，他致力于数字化研究与资本主义批判，陆续出版《象征贫困》、《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休克状态》、《自动化社会》等着作，试图重新审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2015年以来，斯蒂格勒积极参与中国学界，他在大学里开设的讲座和短期课程引起了较大反响。目前已出版两部相关着作，一是《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二是《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2016年至2019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先后开设三次短期课程，《南京课程》一书正是第一次课程，即2016年3月的短期课程讲义。这本书采用了中英对照的编排方式，将八次课程汇编出版，并保留了原始讲稿中的特殊标记，更加完整地展示出斯蒂格勒理论的构建过程。

自2015年以来，斯蒂格勒积极参与中国学术界，他在大学的讲座和短训班引起了巨大反响。目前已出版了两部相关著作，一部是《人类世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术学院讲座》，另一部是《南京课程:解读人类世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2016-2019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开设了三门短训班，而《南京课程》一书就是第一门课程，也就是2016年3月的短训班讲义。本书采用中英文编排，编著出版了八门课程，保留了原讲义中的特殊标记，更完整地展示了斯蒂格勒理论的建构过程。

 

这门课程开设时，距离他的名著《技术与时间》出版已经20年了。斯蒂格勒的哲学理论已经成熟，但仍有新意。读者将在本书中看到，斯蒂格勒将不同学科和众多理论相结合，将一般的器官学理论与人类学、生物学相结合，借助热力学、宇宙学等科学领域的思维范式激活哲学家的关键概念，重新解读人类世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分析人类世以来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问题，试图构建一个突破人类世、逆人类世的未来社会发展规划。

在《南京课程》中，斯蒂格勒的主要目的是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他强调，尽管我们身处人类纪语境，但要展开面向逆人类纪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他的理论必须完成以下三个步骤：其一，用一般器官学理论解释人类发展史；其二，以“熵”与“负熵”打开问题域；其三，建构未来的经济学。

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外化的历史。一个有机体的外化会产生一个有机体的内部器官、人工外部器官和社会组织，从而实现生命的延续。其中，体外人工器官是技术，具有毒性和药性的双重特性。一旦社会被技术打断，我们就率先面对药理学的毒副作用，表现为知识的丧失，即无产阶级化。具体来说，19世纪的特征是工人生存技能的丧失，20世纪的特征是消费者感性生活知识的丧失，21世纪的特征是头脑中理论能力的丧失。斯蒂格勒认为，知识的外化就是知识的丧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化。

什么是“负熵”？“负熵”与我们生活的人类纪有什么关系？其实，“熵”与“负熵”是斯蒂格勒引入的热力学概念。1854年，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提出了“熵”的概念，以表示一个体系汇总的混乱程度。“负熵”是“熵”的对立，如果说“熵”代表着混乱和无序，那么“负熵”则是有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一个体系从外界吸收了某种物质或能量，降低了系统的熵值，系统就会变得更为有序。这样看来，斯蒂格勒使用了热力学的概念来重新诠释人类纪以来的物质生产，其目的就是重新看待技术和生产与人类世界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观念不同，在斯蒂格勒的“熵”与“负熵”的热力学解释中，生产的增加并不一定伴随人类幸福的增加，相反，它可能意味着人类世界体系的紊乱程度成倍增长，即所谓“熵增”。技术的目标并不在于无限度地促进人类世界的物质生产，而在于降低人类社会的“熵增”，实现“负熵”或“熵减”。

那么，什么是人类世？人类世是斯蒂格勒从地质学中借用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地球在260万年前进入第四纪。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生活的时代是前一个冰期结束后的新时代，被称为全新世。然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认为，人类并不是在今天的全新世，而是在一个全新的人类时代。为什么克鲁岑如此肯定人类这一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类时代？他的理由很简单。以前的地质世代都是由物理和地理变化产生的时代。然而，人类世表明，人类的存在影响了整个地质特征的变化，包括全球变暖和物种灭绝，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刻上了人类的痕迹。因此，人类世是外化历史的新阶段，指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去的250年里，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资本逐利。工业革命中的热机、大众传媒时代的注意力经济、超控制社会中的算法治理，无一例外都建构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斯蒂格勒认为，人类世以来的加速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熵增”过程，将导致所有生命的毁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摧毁了力比多的经济和人类欲望。

因此，斯蒂格勒提出必须对抗“熵增”、克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市场营销，在经济领域进行一场革命性的运动，迎接逆人类纪的到来。逃离人类纪就是要从技术中断的断裂和悬搁中寻找新的药方，用“负熵”的方式激活技术的药性。斯蒂格勒用“蛹的蜕变”隐喻2008年金融危机中存在着的“负熵”活动，危机的蜕变将会反转技术的毒性逻辑，发展出一种昆虫授粉似的贡献型经济。斯蒂格勒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数字时代进行认识论变革，将马克思哲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力比多经济学结合，建构生命—经济学，寻求“负熵”的价值规律，利用“负熵”的发展为人类纪向逆人类纪的转向提供可能性。相比马克思从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憧憬，斯蒂格勒多了一个具体步骤，那就是要求人们在新的境况中率先进行一场认识论的变革，在人类纪的纪元中完成跨个体化和集体化的回路，利用“负熵”的方式主动追求逆人类纪的到来。

斯蒂格勒理论的基础是用知识的外化、技术中断架构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运动，用时间现象学糅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关系，二者也是构成其技术与时间理论的两条路径。然而，斯蒂格勒后续的跨学科研究欠缺一种核心方法，他借助生态学、宇宙学、热力学等不同学科的关键概念作为理论补充，有陷入理论堆砌、自说自话的嫌疑，尽管这在他本人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弱化了哲学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例如，我们会在《南京课程》中看到，他用“知识”替代了马克思的生产、海德格尔的存在，这显然遮蔽了生产、存在概念的原初语境，不足以涵盖原初理论的丰富内涵。因此，读者难免感到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理解非常经验化，这是他无法避免的过失。究其原因，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由技术哲学发展而来的，并未触及具体的生产环节。碍于课程内容安排，书中理论缺乏具体的推演，显得有些粗糙。事实上，在《技术与时间》的前两卷中，斯蒂格勒对外在化、一般器官学、药理学、语法化等思想已做出详细说明。因此，读者若试图深入理解、研究斯蒂格勒的思想，还需参照《技术与时间》以及与这本书紧密相关的《自动化社会》《象征贫困》和《休克状态》等着作。

斯蒂格勒理论的基础是用知识外化和技术中断建构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运动，用时间现象学结合主客体的对象关系，这是构成他的技术和时间理论的两条路径。然而，斯蒂格勒的后续跨学科研究缺乏核心方法。他用生态学、宇宙学、热力学等不同学科的关键概念作为理论补充，有陷入理论积累和自言自语的嫌疑，虽然这在他自己看来是必要的。同时，他削弱了哲学概念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比如在《南京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知识”取代了马克思的生产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这显然遮蔽了生产和存在概念的原初语境，无法遮蔽原初理论的丰富内涵。因此，读者必然会觉得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理解是非常经验性的，这是他无法回避的过错。原因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从技术哲学发展而来的，没有触及具体的生产环节。由于课程内容的安排，书中的理论缺乏具体的演绎，有些粗糙。事实上，在《技术与时间》的前两卷中，斯蒂格勒已经详细解释了他关于外化、一般器官学、药理学和语法化的思想。因此，如果读者试图深入理解和研究斯蒂格勒的思想，也应该参考《技术与时间》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书籍，如《自动化社会》、《贫穷的象征》和《休克状态》。

总的来说，《南京课程》高度概括了斯蒂格勒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过程。斯蒂格勒所做的不是研究思想史，而是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批判人类时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式。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大多倾向于悲观绝望，但斯蒂格勒希望人们从当代社会的危机甚至经济崩溃中找到蜕变和内心熵的希望，以一种对抗“熵增”的方式发展，而不是静静地等待奇迹的到来。他的哲学对当前的社会形势充满乐观，这种思维方式一定会对未来的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