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黑暗 伍尔夫的黑暗：拥抱不可解之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

“未来是黑暗的，我想，这就是未来最好的样子”。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15年1月18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当时她将近33岁，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灾难性大屠杀，并将持续数年。比利时已被占领，欧洲大陆陷入战火。许多欧洲国家也在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巴拿马运河刚刚开通，美国经济岌岌可危，有两万九千人刚刚在意大利的一场地震中丧生，齐柏林飞艇正要袭击大雅茅斯，开启空袭平民时代的序幕。几周后，德国人还将在西部防线首次使用毒气战。但是，伍尔夫写的可能是她自己的未来，而不是世界的。

就在不到六个月前，她刚刚因为疯狂和抑郁而试图自杀，现在还在同伴的照顾下。其实在此之前，她疯狂的过程和战争日程差不多，但等她恢复过来，战争继续急转直下，而且会持续四年血雨腥风。“未来是黑暗的，我认为这是未来最好的方式”。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声称没有必要通过虚假的占卜或对政治或意识形态叙事的悲观预测将未知转化为已知。它赞美黑暗，并愿意——正如“我想”这个词所传达的那样——在它的宣言中保留不确定性。

大多数人惧怕黑暗。对孩子而言是实际的黑暗，而对很多成年人来说，让人恐惧的黑暗是那些不可知、不可见、晦暗难解的东西。可是，那个无法轻易区分和定义的黑夜，同样也是人们做爱的黑夜。在暗夜中，事物融合、变化、着迷、被唤起、被充盈、被拥有、被释放、被更新。

写这篇文章的开始，我读了一本劳伦斯·冈萨雷斯写的关于荒野生存的书。有句话说得很生动:“规划是对未来的记忆，试一试现实，看看是否契合”。他想说的是，当两者难以调和时，我们往往坚持计划，忽视现实给我们的警告，于是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害怕未知的黑暗，在那里一切都是黑暗和未知的，所以我们经常宁愿闭上眼睛去忽略它。冈萨雷斯还说，“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倾向于将任何信息视为对其思维模式的确认。如果乐观主义意味着相信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本质上都是乐观主义者。在计划的影响下，我们更容易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和探险家的职责就是多看。这是一次抛开任何先入之见，睁开眼睛，踏入黑暗的旅程。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和探险家都渴望如此或者能做到。在我们的时代，非虚构作品正在逐渐变得越来越像虚构作品，但这种趋势却并非对虚构作品的肯定。部分地是因为太多作家无法理解过去，就像未来一样，是黑暗的。我们所知甚少。如实地书写一个人生，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母亲的，或是某个名人的人生，书写一个事件、一场危机、另一种文化，都是在不断地接触、尽力理解那些黑暗的碎片、历史的暗夜和未知的场所。它们告诉我们知识是有限的，世上有终极的奥秘。这些奥秘的起点是，我们知道的，只不过是某人在缺乏确切信息情况下如何思考或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无法了解，更别说了解那些消失在过去的人了，他们的质感和形象与我们大不相同。当我们试图填充空白色的时候，我们正在用自知之明的幻觉取代我们不清楚的现实。当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时，我们知道的比我们坦白承认无知时要少。有时候，我认为伪装权威知识是语言的失败:大胆断言的语言比微妙、模糊、充满猜测的语言简单得多，也不那么费力。伍尔夫在后一种语言中是无与伦比的。

黑暗的价值是什么？在无知中探索未知的价值是什么？我在本世纪出版的五本书中都有提到弗吉尼亚·伍尔夫。《漫游的渴望》关于行走的历史；《迷路指南》关于漫步和未知的用途；《反转》谈论房子与家的幻想；《这么远，那么近》关于讲故事，同理心，疾病以及意料之外的关联；《黑暗中的希望》则是一本关于政治与可能性的小书。最后这本的标题正来自开篇引用的那句话。伍尔夫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颗试金石，我的万神殿，就像博尔赫斯、凯伦·白烈森、乔治·奥威尔、亨利·大卫·梭罗，和其他几位作者。

伍尔夫有很多面孔，甚至她的名字都有点野。法国人称黄昏为“狼和狗之间的时刻”。在当时的英国，弗吉尼亚·斯蒂芬斯选择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这有点疯狂，超出了她的阶级和年龄。虽然伍尔夫很多，但我的是维吉尔，他引导我思考行走的目的、迷失、匿名、沉浸、不确定和未知。我把她对黑暗的评论当作警句，这促使我写了《黑暗中的希望》，一本关于政治和可能性的书。当时，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对抗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后笼罩在我们头上的绝望情绪。

看，不再看，重新看

我的书从介绍黑暗开始。2003年，文化评论家兼散文家苏珊·桑塔格从伍尔夫后期的一篇介绍开始。那本书的主题是移情和摄影。她的羊毛不完全是我的。桑塔格在开头写道:“1938年6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桑吉尼》，对战争的根源进行了勇敢而不愉快的反思。”然后她讨论了伍尔夫如何在本书的开篇问题“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停止战争”中拒绝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伍尔夫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

其后桑塔格对伍尔夫有一系列的辩驳，关于那个“我们”，关于摄影，关于阻止战争的可能性。她的争辩带着尊敬，也承认当时的历史背景现已彻底改变，包括女人作为旁观者的地位，还带有一种伍尔夫所处的那个年代的乌托邦主义，那种思潮曾经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世界。桑塔格不光与伍尔夫争辩，也与自己争辩，反驳自己在里程碑式作品《论摄影》中的早期观点，她曾宣称关于暴行的摄影已经让我们麻木，但我们必须坚持观看，因为暴行不会停止，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接触它。桑塔格这本书的结尾是她对身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肆虐的那种战争里的人的思索。“‘我们’——这个‘我们’是从未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任何事情的每一个人——无法理解。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想象战争如何恐怖，如何可怕，如何变得正常。无法理解，无法想象”。

桑塔格也让我们拥抱黑暗，拥抱未知，拥抱不可知，不要让图片的洪流淹没我们，让我们以为自己可以理解，或者让我们对痛苦麻木。她说知识不仅能唤醒感觉，还能使感觉麻木。但她不认为这些矛盾可以解决。她允许我们继续看照片，她也允许照片中的被摄对象有权利让他们所经历的不可知得到认可。她承认，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也可能会在意。

桑塔格并未提及的是，我们也无法回应那些不可见的痛苦。即使在这样的时代，每一天电子邮箱里都充斥着有关损毁与暴行的募捐邮件，对战争和危机或业余或专业的记录，仍然有很多是不可见的。政权费尽心思隐藏尸体、囚犯、罪行、腐败：可是仍然，即使现在，也许有人在乎。

桑塔格以一篇名为《反对解释》的文章开始了她的公共事业，她也是不确定性的倡导者。文章开头她写道:“最早的艺术体验一定是巫术、魔法……”后来她又写道:“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解读主要是反动和窒息。解读是情报对世界的报复。诠释让世界荒芜贫瘠。”当然，她的下辈子是演绎的一生。在她最伟大的时刻，就像伍尔夫一样，她拒绝给自己贴标签、过度简化或得出简单的结论。

我曾和桑塔格争辩，就像她与伍尔夫争辩。事实上，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们有过关于黑暗的争论。让我惊讶的是，我并没有输。如果你去看她逝世后出版的最后一部随笔集《同时》，你会发现其中有一段，她的词句中夹杂了我的想法和例子。当时是2003年春天，伊战刚刚爆发，她在为奥斯卡·罗密若奖准备受奖演说词。

伍尔夫去世时，桑塔格大约九岁。我去拜访桑塔格时，她已经七十岁了。在她位于纽约切尔西的顶层公寓里，你可以看到窗外石像鬼的背面，桌子上有一堆打印好的演讲剪辑。读演讲稿的时候，我正在喝用湿蒲公英根做的茶。我想这些茶已经在橱柜里放了几十年了，但这是那个厨房里意大利浓缩茶的唯一替代品。她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抵制坚持原则，即使这可能没有用。我刚开始在写作中捍卫希望。我说你不知道你的行为是不是没用。你对未来没有记忆；未来是黑暗的，那是未来最好的方式；最后，我们总是在黑暗中行动。你无法预测甚至想象你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它们可能会在你死后发酵很久。很多作家的文字就是这样，会激起背后最深的回响。

毕竟，我们在这儿，重读一个已经去世七十多年的女人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她仍然活在那么多人的想象中，仍然是对话的一部分，仍然是一种具备能动性的影响力。2003年春天桑塔格发表在“汤姆快讯”网站上的那篇抵抗演讲，以及若干年后她出版的《同时》，从中你会读到她提到了梭罗去世后的影响力和内华达试验场。同样的例子也被我写进了《黑暗中的希望》一书中：我们这些反核活动分子并没有成功关停内华达试验场，那是我们最明显的目标。可是我们给了哈萨克斯坦人灵感，他们最终于1990年关停了苏联的核试验场。完全未曾预料，完全不可预料。

我从实验场学到了很多，从我在《狂野的梦:美国西部的隐形战争:关于历史的长弧，关于计划外的后果，关于后期的影响》中写的地方学到了很多。核试验场，作为一个伟大的交汇和碰撞的地方，就像桑塔格和伍尔夫这样的作家，教会了我写作。几年后，桑塔格用我在厨房谈话中举的例子和我写下的细节丰富了她对坚持原则和行动的看法。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小影响。事情发生在我们都引用伍尔夫的那一年。伍尔夫引用的我们在各自的书中共同遵循的原则可以称为伍尔夫主义。

两次冬日散步

对我来说，希望的基础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可能和不可想象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世界野史表明，敬业的个人和群众运动能够并且已经塑造了历史，尽管我们无法预测如何、何时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胜。

用冈萨雷斯引人共鸣的话来说，绝望是一种确定性的形式，确信未来要么就如现在一般，要么衰败恶化；绝望是一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回忆。乐观主义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有着类似的自信。两者都指向不行动。而希望可以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并不具有这种记忆，现实未必会与计划相符。希望就像创造力，可以来自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所称的消极能力。

1817年隆冬的一个晚上，在伍尔夫在日记中写下黑暗的一百多年前，诗人在回家的路上和一些朋友交谈。他后来在一封著名的信中描述了这次散步。“许多不同的事情在我的脑海中汇集在一起，相互印证。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品质可以塑造一个有成就的人，尤其是在文学方面。”...我指的是一种消极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不确定、神秘、怀疑中生存，而不是急于追求事实和理性。"

济慈的散步、交谈，脑海中许多不同的念头互相印证，向我们展示了信步漫游如何可以带来想象力的漫游，带来一种本身就是创作的理解力。散步将内省变成一种室外活动。在她的回忆录《过去的素描》中，伍尔夫写道，“某天在塔维斯托克广场散步时，我在一段感觉很棒、但显然是无意识的疾步行走中想出了《到灯塔去》。我时常这样构思我的书。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从烟斗中吹泡泡的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无数的想法和场景在我的脑海中迅速迸发。走路时，我的嘴唇好像在自动吐出音节。是什么吹出了泡泡？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一无所知。”

在我看来，伍尔夫的一些天赋在于她的无知和消极能力。我曾经听说过夏威夷的一位植物学家。他寻找新物种的诀窍就是在丛林中迷失，走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让经验超越自己的知识，选择现实而不是计划。伍尔夫不仅利用了这一点，还赞美了思想和身体的不可预测的行走。她杰出的散文《流浪街头:伦敦历险记》写于1930年，在她早期的作品中有着淡淡的基调，但这是一次进入黑暗的旅程。

仅仅需要戏剧化或虚构一次在伦敦的冬日黄昏出门买铅笔的经历作为借口，就可以开始探索黑暗、漫游、发明和身份的湮灭。身体虽然只是在日常的范围内活动，头脑中却已经进行了一场盛大的冒险。“黄昏时分同样带给我们一种不负责任感，来自黑暗和路灯。”她写道，“我们不再完全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在一个晴朗的傍晚，四点钟到六点钟之间踏出房门的时候，我们把亲朋好友所熟知的那个我们抛在一边，成为由匿名远足者组成的庞大的共和军中的一员。当一个人走出自己独处的房间，会发现这种社会是那么让人愉快。”在这里，她描述的是一种并不强加身份、而是解放身份的社会形式，陌生人的社会，街头共和国，由大城市所发明的匿名与自由的体验。

内省经常被描绘成一种室内的孤独活动。僧侣在小房间里，作家在书桌旁。伍尔夫不同意。她这样描述这座房子，“因为在那里，我们坐在能强化我们自身经历记忆的物体里”。她接着描述了这些物体，然后说:“但是当我们身后的门关上时，一切都消失了。我们的灵魂为了包容自己，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而分泌出来的壳状外壳被打破了。在所有的褶皱和粗糙下面是一颗叫做洞察力的珍珠，一只巨大的眼睛。冬天的街道真美！”

我在《行走的历史》一书中也引用了这篇文章，那本书是关于散步的历史，也是关于漫游和思想之游历的历史。房子的罩子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囚禁，将熟悉感和连续型容纳其中，而这些东西在室外可能会化为乌有。在街上行走可以是一种社会活动，甚至也可以是政治行动，当我们在起义、游行和革命中共同行进时。但它还可以是一种引发幻想、主体性和想象力的方式，是外部世界带来的激励与中断，和内心世界的意象与欲望组成的二重奏。有时，思考是一项室外活动，一种体力活儿。

在这种情况下，驱动想象力的往往是轻微的分心，而不是不受干扰的专注。没有明确的思考方向，无法直接到达的地方只能走弯路才能到达。在《流浪街头》中，想象中的旅程可能纯粹是漫不经心的，但正是这种漫无目的的漫游让伍尔夫构思了《到灯塔去》，以一种可能无法靠伏案写作实现的方式推动了她的创作。如何完成创造性工作是不可预测的，需要在空之间漫游，拒绝时间表和规章制度。创意作品不能简化为可复制的公式。

公共空间和都市空间，有时候的作用是服务公民，使得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而在这里，它的作用是让人们从个人身份的纽带和约束中脱离出来。伍尔夫赞美迷失，并不是说找不到路那种迷失，而是开放地接受未知，接受物理空间可能带给心理空间的启示。她还写了白日梦，在这里毋宁说是傍晚梦，关于如何想象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是另一个人。

在《流浪街头》中，她也思考了身份本身:

或者，真正的自我是否既非此也非彼？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而是各式各样、徘徊不定的，以至于只有当我们让它随心所欲、畅通无阻的时候，我们才确实是我们自己？社会环境要求一致性，为了便利，人必须是一个整体。当一个好公民在傍晚打开门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银行家、高尔夫球手、丈夫、父亲；而不是一个在沙漠里游荡的游民，某个凝视夜空的神秘主义者，旧金山贫民窟里的浪荡子，领导革命的士兵，或是在怀疑与孤独中哭嚎的贱民。

她说，但他是所有这些人。而限制他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标准，并不是那些限制她的标准。

不确定性原理

伍尔夫的呼吁比惠特曼的“我无所不包”更内省，比兰博的“我是另一个人”更轻松、更模糊。她呼吁一个不再强制统一和认同的环境，因为统一是一种限制甚至压迫。人们往往注意到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反映了这一点，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她的散文中，她以一种追问和批判的口吻，对这种多样性、不可还原性甚至神秘性进行了赞美、拓展和坚持，如果神秘性是指事物不断变化、超越、不局限、不断接受的能力。

伍尔夫的很多散文正是这种自由的意识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宣言，范例和探索。它们是反批评的典范，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批评的目的就是盖棺定论。我以前做艺术批评家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博物馆喜欢艺术家就像标本剥制师喜欢鹿一样。这种将艺术家的开放式、变幻不定、冒险性的作品变得安全、稳定、毫无疑义的欲望，很多为那个被称为“艺术圈”的封闭圈子的工作的人身上都有。

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界，也有类似的征服态度，反对作品和艺术家意图中固有的模糊性。这种欲望试图确认不确定的事物，探索无法发现的事物，把天上飞的空变成一盘烤肉，分类限制。不能分类的东西根本检测不出来。

有一种“反批评”则试图通过连接、开启多重意义、发掘可能性来拓展艺术作品，让作品比之前的状态更加复杂、更加自由。伟大的艺术批评可以解放一件艺术作品，让它被完整地看见，保持生命，让它参与一场永远不会结束、不断激发想象力的对话。并非反对阐释，而是反对禁锢，反对扼杀精神。这样的批评本身也是伟大的艺术。

这种批评不反对批评者和文本，也不寻求权威。它所寻求的是带着作品和作品中的想法旅行，让它们成长和开花，邀请其他人参与看似不可理解的对话，理清可能被忽视的联系，打开可能被锁住的门。这种批评尊重艺术作品的本质奥秘，它的美和乐趣也部分在这里。美和快乐是主观的，不可逆转的。最糟糕的批评试图做出最后的结论，让其他人沉默；最好的批评开始了一场永远不需要结束的对话。

解放

伍尔夫解放了文本、想象和小说中的人物，进而为我们自己，尤其是女性，要求这种自由。这是我最佩服的伍尔夫的关键特征:她总是歌颂一种非官方的、非制度的、非理性的解放，她的解放是超越熟悉的、安全的、可知的事物，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她所要求的女性解放，不仅仅是让女性在体制中扮演男性的角色，而是让女性在漫游地理和想象中拥有充分的自由。

她认识到这也需要种种实际的自由和权力——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已有论述，而这篇文章通常被当成为女人要求房间和收入的辩论，然而其实她还通过一个关于朱迪斯·莎士比亚的美妙而悲惨的故事，向大学和整个世界发问。朱迪斯是莎士比亚不幸的妹妹：“她无法在职业技艺上得到任何训练。甚至，她能在小酒馆吃晚餐，或者午夜时分在街头闲逛吗？”小酒馆的晚餐，午夜的街头，城市的自由是自由的关键要素，这种自由不是要去定义自己的身份，而是可以失去自己的身份。也许，她的小说《奥兰多》中的主人公活了好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切换，正体现了她关于绝对自由的理念：在不同的意识、身份、爱情与空间漫游。

在伍尔夫的演讲《妇女的事业》中，解放的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她带着一种快感和残忍，讲述如何杀死房间里的天使，也就是那个满足所有人需求和期待，从不为自己着想的完美女人。

我尽全力杀死了她。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为此上法庭，我的理由是，杀死她是出于正当防卫……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是一个女作家职责的一部分。天使死了，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可以说，剩下的简单平常的物体——一间卧室里，一个年轻女人和一瓶墨水。换句话说，现在她卸下了伪装，这个年轻女人只剩下了她自己。啊，可是什么是“她自己？”我是说，女人是什么？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你会知道。

现在你意识到伍尔夫经常说“我不知道”。

“杀死房间中的天使，”她继续说，“我想我解决了。她死了。可是在那一刻，当我说出我作为肉身的切身体验的真相时，我觉得我没有解决。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个女人真的解决了。她面对的障碍无比强大——却又难以定义。”伍尔夫精彩的语句中传达的是优雅的不服从。声称她的真实必须是切身的，这一点本身已经足够激进，以至于在她说出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她的作品中，比起比方说乔伊斯来，具象化或身体化总是显得更为得体。虽然她也探讨获得权力的方法，但是在《论疾病》一文中，她发现即使是疾病的无力感也可以让人获得解放，让人注意到健康人注意不到的事，让人以全新的视角阅读，让人被改变。这一段非常伍尔夫。在我看来，她所有的作品都构成了一种奥维德式的变形记，其中追求的自由是持续变化、探索、漫游和超越的自由。她是一个逃离艺术家。

在呼吁具体的社会变革时，伍尔夫也是一位革命者。但她理想中的解放必须是内在的、情感的、智力的同时解放。

以文字为生的二十年来，我自己的任务是寻找或者创造一种语言来描述事物的核心那些微妙之处，无法计算之处，那些欢愉和意义——这些东西无法归类。我的朋友奇普·沃德曾经谈到“量化的暴政”，可以计量的总是优先于那些无法计量的：私人利润优先于公共利益；速度与效率优先于享受和质量；功利实用优先于那些对我们的生存更有用处的神秘和意义，后者关照的不只是我们的生存，还有自有其目的和价值的生命们，这些目的和价值超越我们自身，让一个文明拥有存在的价值。

数量暴政在某种意义上是语言和话语的失败，无法描述更复杂、微妙和流动的现象。也是那些引导舆论，决定是否理解和重视这些不确定事物的人的失败。评价无法命名或描述的事物是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任何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现状的反抗中，命名和描述都是非常重要的。最终，地球的毁灭部分是由于，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想象力的失败或计数系统计算真正重要的东西的失败。对这种破坏的抵抗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抵抗。它更喜欢细微的东西，喜欢金钱买不到、大公司控制不了的快感，想成为意义的制造者而不是消费者，喜欢一切缓慢、漫游、跑题、探索、神秘、不确定的东西。

我想以伍尔夫的另一段话作为结束，我的画家朋友梅·斯蒂芬斯曾将这段话写在她的一副画作上寄赠给我，我也曾在《迷路指南》一书中引用过。在梅的画中，这些长句子的书写方式看起来就像流水，成为一种将我们所有人冲走又浮起的原始力量。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写道：

现在她不用考虑任何人了。她可以做自己，和自己独处。在这样的时刻，她常常感到最近的需要——思考；呃，想都别想。是寂静和孤独。所有膨胀的、闪闪发光的和嘈杂的存在和活动都蒸发和消失了。带着一种庄严感，一个人退缩回自己，一个楔形的黑暗核心，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虽然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继续织毛衣，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她感受到了自己。而这个自由的自我可以自由地体验最奇特的冒险。当生命下沉一瞬间，体验的可能性似乎无穷无尽...在它下面是黑暗的，蔓延的，深不可测的；但有时我们会浮出水面，也就是你看到我们的地方。对她来说，她的视野似乎是无限的。

伍尔夫给我们的无限性，无法捕捉，迫切等待接受，像水一样流动，像欲望一样无穷，是一枚让我们迷路的指南针。

本文选自《爱说教的男人》，丽贝卡·索尔尼特着，张晨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4月。本站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