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斯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巴西：《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二周的第四天

巴西 马查多·德·阿西斯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食人宣言》对巴西图皮人和倾向于欧洲的大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大做文章，但也许大多数人中只有少数人是纯欧洲血统。从16世纪到1888年，巴西最终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490万奴隶从欧洲被贩卖到巴西。经过几个世纪的通婚以及强奸和同居，近一半的人口被归类为黑白混血儿等。一种不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逐渐发展起来，但肤色较浅的混血儿，如马查多·德·阿西斯，比肤色较深的混血儿有更多的社会流动可能性。

尽管如此，还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混血的房屋油漆工和一个来自亚速尔群岛的洗衣女工的儿子，会出人头地，成为那个世纪里最重要的巴西作家，成为巴西文学院院长。显然，1839年，马查多在里约热内卢边缘的出生地不太像预示着一个辉煌的未来。

各种东西从这里下山。马查多十岁的时候，母亲死了。父亲迁移到东北部的外省城市圣克里斯托旺，在那里再婚。马查多的继母设法把他弄进一个女子学校插班，她在那里做蜡烛，但是他总共只受过没几年正规教育。在青少年时期，他跟一个混血印刷工交上了朋友，他在这位朋友印刷的一份地方报纸上发表了最早的诗歌，当时他十五岁。在十九岁之前，他做过排字工、校对员和兼职记者，勉强度日；很多时候，他只能一天吃一顿。然而，他有学习的激情，有一种远大抱负，要成为一名作家。一个面包师朋友晚上教他法语，一个地方政客教他英语；他所碰到的记者和作家鼓励他写作。到了二十五岁，我们已然看到，马查多成了一位自信的年轻绅士——至少在照相馆里是这样的。

在现实中，成功的来临缓慢而痛苦。忍受着口吃和间发性的癫痫病的折磨，马查多在工作之余不断写作，先是作为记者，后来在低微的政府岗位。最初两卷诗歌的读者寥寥无几，他写的戏剧则没有上演。最后他转向写小说。他的作品中灌注着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受到大众欢迎，却不被批评家看好。他成功地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一直没有孩子。到了四十岁，马查多似乎命中注定，将在一段边缘化的文学生涯之后被人遗忘。他那一大把络腮胡子似乎成了一个面具或盾牌。

就在这时，他把他的小心谨慎连同浪漫主义都丢在风里，写出了《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政治家和小说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曾经安排将自己的《墓中回忆录》在身后的1848年出版，但是布拉斯·库巴斯更胜一筹，竟然在死后“写作”他的回忆录。出版于1881年的《死后的回忆》在当时几部野心勃勃、创意新颖的小说中首屈一指，到了1880年代后期，他已被认为是巴西第一流的小说家。1896年，他是巴西文学院的创始成员，并且担任院长，直到1908年去世。在他的葬礼上，一大群仰慕者抬着他的灵柩走出了学院大门。

他的出生地到学院不超过一两英里的距离，但他走过了一段非凡的人生。

事实上，马查多也没想到这部标新立异的小说会成功。它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湘地传》讽刺剧，同时也预言了此后很久的元文本实验，比如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是红色的》，也是从叙述者的死亡开始的。在序言中，布拉斯·库巴斯怀疑他的回忆录是否会有富有同情心的读者。他把这本书献给了第一个读者，或者，我们可以说，他的第一个买家:

谨以这些死后的回忆，作为怀旧的纪念

奉献给

最先啃噬我的冰冷的尸骸的

虫

由此，我们已然领略到了这本书独特的黑色幽默风格。

鉴于马查多努力让自己成为作家并获得社会地位，这无疑与其不一致:布拉斯把他的书描述为一段糟糕的混合婚姻的产物，实际上，它是文学的混合体；

说实话，问题在于这是一部散乱的作品，在这里，我，布拉斯·库巴斯，采用了斯特恩或德梅斯特的自由形式。我不太确定，但是我可能在其中加上了几笔焦躁不安的悲观情绪。这是有可能的。一个死人的作品。我以欢乐之笔和忧郁之墨写作，不难预见，从这样的婚姻中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

在我决定将马查多的小说纳入我的80篇文章后，我重读了这部小说，读了这些文字，我震惊地意识到，它们让人想起了《相地传》和德默斯特的《我的房间里的旅行》——这一次，是80本书环游世界的双重灵感。在第三版的序言中，他评论说德默斯特在他的房间里旅行，而斯特恩在异国他乡旅行。“至于布拉斯·库巴斯，”他总结道，“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旅行。”

这本书的结尾进一步把它与我们眼下的课题联系起来。经过一系列罗曼蒂克的厄运和社交失败之后，布拉斯终于安顿下来，跟一位可爱的姑娘多娜·尤拉莉亚订了婚，但是她却死于一场流行病。以一种项狄风格的方式，她的死以单独一段的一章作了预告，那一章叫“间奏曲”：

生死之间是什么？一座矮桥。但是，如果我不插入这一章，读者可能会大为震惊。从肖像跳到墓志铭可能是一种真实而常见的行为。但读者只想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个逃避生活的避难所。我不是说这是我的主意。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一点点真实，形式至少是生动的。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我的主意。

下一章只是多娜·尤拉莉亚的墓志铭：

睡在这里。

多娜·尤拉莉亚·达玛塞娜·德·布利托

她十九岁时去世了

为她祈祷！

下一章开篇:“墓志铭上说什么都做。不如我告诉你她的病，她的死，她家人的悲痛和葬礼。我们知道她已经死了，这就够了。我可以补充一点，那是在黄热病第一次传播期间。”布拉斯认为疫情是一种烦恼，而不是悲剧。他说:“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这场疫情的盲目和无情，肆意吞噬了生命，夺走了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年轻女士。”。现在他转向另一个18世纪的模型来处理他的损失，我们两天前刚刚见过:伏尔泰的《老实人》。

在整部小说中，布拉斯的陪衬是一个追求私利的哲学家，奎卡斯·波尔巴，他会在对你宣讲人道主义美德时偷你的手表，这是一个结合了佛教、尼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诞的混合体。就在流行病开始肆虐之前，波尔巴推出了一部大部头着作，他在其中论证，痛苦是一种幻觉，战争和饥荒可以调剂单调乏味。人类的目标是统治地球，“它就是为我们享乐而创造的，包括那些星星，微风，枣椰树，大黄。他合上书，对我说，潘格洛斯可不像伏尔泰描绘的那样愚蠢”。关于多娜·尤拉莉亚之死，奎卡斯·波尔巴让布拉斯确信，“流行病对于物种是有用的，即便它对某一部分个体而言是灾难性的。它向我表明，无论现状看起来可能多么可怕，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好处：更大数量的人活了下来”。最终，他宣称，能让这场流行病在巴西停下来的最佳选择是饮用漂白剂。

作为一个在道德上折中妥协的憨第德，布拉斯·库巴斯论述了一个投身于进步和人类自我实现的父权制的蓄奴社会的矛盾。在结束他的回忆时，他感到解脱：他没有孩子，所以，他没有增添人类的悲惨痛苦的总数。如今我们不妨把他视为鲁迅的阿Q、哈比比的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帕穆克的高雅先生在文学上的继父。在他的“自由体”小说中，跟他在生活中一样，马查多·德·阿西斯走出了自己的路，就像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自由攀爬者，越过了巴西社会的裂缝和断层。在他这位已故而又不朽的英雄的生命之旅构成的忧郁的喜剧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显然并非乌托邦的巴西的一张无可比拟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