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 不只是语言润色工作者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

《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颇具影响的中文刊物。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万国公报》同时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编辑，他们的辛勤耕耘也反过来成就了这份刊物。

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把目光放在《万国公报》的创始人、美国监察委员会的传教士林乐之身上，却很少关注甚至忽略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帮助写政治”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确，没有林乐之，就没有《万国公报》。但实际上，林乐之在《万国公报》上获得的声誉和《万国公报》在晚清的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默默耕耘。

华人编辑代表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办的《新教会报》。1874年9月5日，《新教会报》出版300卷后更名为《万国公报》。在《万国公报》出版近30年的时间里，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帮助管理了《万国公报》的写作，其中沈玉贵、蔡尔康、任、是著名的知识分子。

沈毓桂，江苏吴江人。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林乐知，并于1867年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蔡尔康，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然而，由于在获得地方考试后屡遭失败，他失望后投身于新闻界。1892年，蔡尔康被推荐为光学会总干事蒂莫西·理查德的记录员，协助“译书运动”。1893年底，经蒂莫西·理查德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林乐之。从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接替沈玉贵担任《万国公报》编辑，直至1901年底。在八年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之、李提摩太等人编辑了95卷《环球公报》。期间，他做笔记，李提摩太、林乐之口述，并合作翻译撰写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全力宣传护清、抵御外侮、亲英亲美、倡导改革等思想，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曾被“招致出洋”，但后因故被遣回国。回国后，他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

祎凡是江苏省吴县人。傅6岁出生，13岁当学生，21岁在家当老师。他在历史、哲学和诗歌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30岁以后，他对国家的未来感到痛苦，怀疑儒家思想治国的功效，从而对西学新知表现出兴趣。1902年，应林乐之之邀，他是《万国公报》的“中国记者”，并“想在《万国公报》上尽自己的职责”。直到1907年12月，他成为林乐之晚年的得力助手，也是后来《环球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华人编辑的地位和作用

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汉语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评论。他曾说:“去西方旅游，土耳其很多人会说中文，会中文读写的人更渴望。”然而，通过回顾林乐之等西方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清晰易懂，而且写得很好。原因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它进行了书写、加工和打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视举。”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激腰相生，蟹蜡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诚然，在中外合作的道路上，《万国公报》传教士和中国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处于主导地位，而中国编辑处于从属地位。然而，《环球公报》中文编辑的角色并不仅限于文字的点缀。

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以沈玉贵为例，他在《万国公报》上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

1874年9月5日至1878年3月——“襄理报牍”时期，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

1878年3月至1883年7月28日，在“鼓吹公报”期间，他作为“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收集、选编和主持评论工作

1889年2月至1894年 2月——“仍主报务”时期，作为“主笔”地位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换句话说，沈玉贵在《环球公报》做中文总编辑才四年，而他却是《环球公报》十几年的“主笔”。由此可以看出沈玉贵在《万国公报》办刊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林乐志和中国同事合影

总体而言，《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 《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环球公报发表文章。其中沈玉贵最多，共近300篇，蔡尔康、任、、袁康相对较少。这些文章的内容基本上不外乎三个方面，分别是倡导改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题和重点非常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弦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是沈毓桂把王韬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则是由蔡尔康推荐的。可见，《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第三，评论分析《环球公报》发表的文章。这在蔡尔康任职期间尤为突出。比如《万国公报》第155卷刊登了刑部负责人李希圣撰写的《行署开放条例》节本。本文首先列举了区府开题建议的原文，然后分析了李喜生，再就是蔡尔康补充的评论。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首先要真实地面对中国人民的内心。这是一部可以在西方国家使用的好法律。源头清晰，责任不同。”李希圣分析说:“文章的字已经倒了一个又一个。请你说得轻松一点:你首先要拿西方国家的好法律，但它可以纠正中国人的心。”蔡尔康补充的评论是:“请转到下一句:你首先要了解西方国家的好教学，这是西方人可以使用的好法律。”

上述数例充分说明，华人编辑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并非“录而不作”，而是按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论的。

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参与了《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很多文章都有维护国家利益、反映时代声音的一面。但是，由于他们长期和传教士在一起，被雇佣，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言论就会出现像蔡尔康说的那样，“我不是什么都有……我只是一个留声机”。然而，中国编辑对《世界公报》的贡献不可低估。《万国公报》出版近30年，在晚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离不开中国编辑的辛勤付出。

本文转载摘编自《湖南大学学报》第22卷第6期，原题：《华人编辑与》，作者：杨代春，刊于2008年11月，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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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只是语言润色工作者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